蛇”、“狂吠的狗”、“野兽”、“流氓”、“撒旦的爪子”——这些是这个神经质的狂人向他同时代最重要的人道主义者和神学家倾注的恶名。谁同加尔文意见不同，谁就贬低了代表“上帝的光荣”的上帝的仆人。即使那不同意见纯属学术问题，只要一发现有人敢于宣称那圣皮埃尔的传教士有独裁思想，“基督教”就立即“受到了威胁”。就加尔文而论，他所争论的焦点是其它宗派必须认错并转到加尔文一边来。加尔文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敏锐的见解，但终这个人的一生，在下面这个问题上却一直深信不疑：只有他一个人有资格解释上帝的语言，只有他一个人掌握了真理。正是由于这过分自负的自我信心，由于这预言家的自我吹捧，由于这超等的偏执狂，使得加尔文能够在实际生活中顶得住。那是一种僵化的沉着，一种冷冰冰的和非人的坚强，他在政治舞台上之所以能取胜，应归于那些品质。不是别的，只不过是那样的一种自我陶醉；不是别的，只不过是那样的一种对自我满足的异常限制，使得一个人在世界历史的领域里成了领袖。人民是易于接受建议的。这并不是由于容忍和正义，而只是由于偏执狂们自称他们的真理是唯一可以接受的真理，而他们自己的意志是世俗法律的基本模式。

    就这样，当加尔文发现新选出的市行政会的多数派在反对他，同时却很有礼貌地恳求他，为了社会治安不要采用野蛮的威胁和开除教籍的方法，而要采纳伯尔尼宗教会议较为温和的意见时，他一点也不感震动。象加尔文那样顽固不化的人，只要涉及到要他稍作一点让步，是不会轻易罢休的。对这样的人妥协是不可能的。就在市行政会反对他的时候，他仍然要求其他人绝对服从他的权力，对反对他代表合法权力的造反掉以轻心。他从布道台上大喊大叫，抨击“小市行政会”，宣布：“我宁愿死去也不能把上帝的圣体扔给恶狗们吞噬”。另一个传教士在公开礼拜时宣布说，市行政会是“一群醉鬼的杂烩”，就这样，加尔文的信徒们设置了坚固的障碍向当局进行挑衅。

    市行政会不能容忍如此挑衅性的对抗。但在一开始，他们仅满足于发出一个不容曲解的暗示，大意是布道台不能用于政治目的，因为那些在布道台上演讲的人们，所该做的只不过是说明上帝的旨意。但加尔文和他的追随者们对这官方指示置若罔闻。作为最后一着，行政会禁止传教士上布道台，把他们中最不服从的考陶尔德其人，以煽动叛乱的罪名加以逮捕。这暗示教会的势力和自治城的势力之间已发生了冲突。加尔文立即应战。由他的支持者们簇拥着，他强行进入圣皮埃尔大教堂，矫健地登上被禁止的布道台的台阶。之后，各派代表们开始进入教堂，剑拔弩张。一方决心支持被禁止的传教士，另一方则阻止他发言。一场暴乱随之发生。复活节的宗教仪式几乎以屠杀而告结束。

    现在市行政会已忍无可忍了。最高权力机关——两百人的大行政会召开了。他们要求开除加尔文和其他反抗行政当局的传教士。公民大会在一五三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召开。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免去那些造反的传教士们的职务，并限令他们在三天之内离开本城，在过去的十八个月中，加尔文曾咒骂过如此之多的日内瓦自由市民，驱逐他们，判决他们流放，而现在却轮到他自己了。

    加尔文企图通过风潮来攫取日内瓦权力的第一次尝试失败了。但在独裁者的一生中，挫折不过是暂时的。事实上，那样一种失败，对爬到某一授予全权高位的人，几乎是必要的。在一开始就戏剧性的失败了，那才引人注目。对主要的革命家来说，放逐、监禁、取缔，从来不会有碍他们的声望，反而对他们有所禆益。一个被群众偶像化了的人，首先得是一个受难者。受到可恶制度的迫害，就能为人民的领袖造成心理上的先决条件，随之而来的是群众全心全意的支持。想要成为领袖者所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