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无诡辩地写道：“外间谣传我采取步骤以促成假手天主教宗教法庭的教皇的仆人逮捕塞维特斯，有人甚至说是我不光彩地把他交给我们信仰的死敌，把他投入狼爪。我要问那些谴责我的人，我怎么会突然同那些罗马教皇的仆从接触呢？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会同他们有过任何这样的接触，他们会和我一起搞阴谋。要知道，那些人对于我正象魔鬼之对于基督一样。”但这样的借口未免太露骨了。因为就在加尔文天真地问：“我怎么会突然同那些罗马教皇的仆人接触”时，文件却提供了一个确凿的回答。这件事假手于他的朋友特里，后者在写给阿尼信时，坦率地承认加尔文参与了合作。“我得承认我费了很大的劲，才从加尔文先生处弄来我所附上的文件。我无意暗示，他不认为必须采取措施去镇压如此可恶的无神论者，他考虑到他的责任是用健康的教义劝信异端们，而不是用正义的剑向他们进攻。”因此，这笨拙的信件为真正的罪犯推卸责任（显然是由加尔文教唆的）的尝试是徒劳的，因为信上说：“我如此不厌其烦地告诉你，如果不是加尔文先生帮助我；如果他不把那份我所寄上的、起确定作用的材料交给我，人们就会谴责我提出了一项不正当的指控。”

    行动比言词给人的印象更深。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加尔文把塞维特斯的私人信转给“罗马教皇的仆从”，使他们有可能用来毁了它们的作者。加尔文，只有加尔文一个人，要对特里给阿尼的信负责（实际上是直接写给天主教宗教法庭的）；只有加尔文一个人能让特里寄出那份控告材料，而且在给阿尼的信里用了下列的话作为结语：“我想我送给你的是一些无可辩驳的证据，这样你将不会有任何困难把塞维特斯逮捕法办了。”

    有记录说，当图尔伦红衣主教和奥雷长老看到提请他们注意的、有关塞维特斯罪行无可辩驳的证据，是由他们的死敌、异端加尔文提供的，不禁哄然大笑。说实在的，为什么这些教会里的红衣主教们是那样的高兴，那是很容易理解的。借口虔诚，说特里的动机不外乎是有善心、好心肠以及对朋友的忠实，那可能瞒过我们，但却掩盖不了这一荒谬绝伦的事实：新教的头头竟如此迁就，以至于去帮助罗马天主教的宗教法庭全体审判官去烧死一个异端。这样的礼尚往来，在信仰迥异的显要人物之间是不常有的。他们，在全球范围内，习惯于用火和利剑、绞台和刑车互相摧毁。不管怎么样，在这愉快的小插曲以后，天主教宗教法庭的审判官们，依然做他们该做的事。塞维特斯被逮捕，遭到严厉的审讯，加尔文提供的信件和部分手稿提供了如此压倒之势的证明，使得被告不再能否认他是此书的作者，即米歇尔·德·维仑努和米圭尔·塞维特斯是同一个人。他的事业失败了。维也纳堆起了柴薪，火焰即将点燃起来。

    无论如何，加尔文希望召唤他的其它死敌，帮助他去掉一个死敌的事，看来已再次流产了。这也许是因为塞维特斯，作为医生受人爱戴，因而拥有有势力的朋友们；也许是因为（那更可能）天主教会当局愿意对那个加尔文是那样急于把他送上火刑柱的人放松一下看管。不管怎么样，那看守是很马虎的。让一个不重要的异端分子逃跑，比取悦于日内瓦异端头子岂不更好？看守塞维特斯的措施并不严密。以往对待异端，是把他们关在狭小的地牢里，锁在墙上。塞维特斯享受了特殊待遇。允许他每天到花园散步一次，去呼吸新鲜空气。四月七日，在一次散步中，犯人不见了，留给看守长的是一件浴衣和一架梯子，那逃亡者就是用梯子爬出花园墙头的。但柴薪并未浪费掉，他的模拟像和五大箱《恢复》，在维也纳市场当众焚烧以代替活的塞维特斯。日内瓦人假外国狂热分子之手，去掉一个仇敌，而使自己的手不致于被弄脏的诡计，以惨败告终。从此以后，加尔文成了全体人道主义者蔑视的众矢之的。他继续发起反塞维特斯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