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塞维特斯被杀

    塞维特斯从狱中逃出几个月内，踪迹杳然。直到八月的一天，他骑了一匹租赁的马进入日内瓦，在罗斯出现，在此之前我们不可能了解这被追猎的人忍受了何等艰辛；我们也不可能查明为什么塞维特斯会恶煞星当头竟到日内瓦寻求避难所。他是打算住一宵，继续坐船穿过湖上逃亡吗？或者，既然通信已经无效，他是希望同他最大的敌人通过私人谈话实现和解吗？或者，他日内瓦之行是那些神经过度紧张的病人特征性的一项愚蠢行为吗？那些身处绝境的人随随便便地、不认真对待危险的现象是司空见惯了。我们不知道。也许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官方报告对日内瓦发生了什么事讳莫如深，也没有解释，为什么塞维特斯会到只能指望从加尔文身上得到最坏结果的地方去。

    但是那不幸的流亡者甚至作出了更愚蠢、更富有挑战性的事。他到日内瓦的当天，一五五三年八月十三日星期日早晨，参加了圣皮挨尔大教堂的礼拜，当时所有加尔文派教徒都在那里聆听加尔文布道。加尔文是认识塞维特斯的，因为很久以前两人都在巴黎求学。对这样的行动，无法作合理的解释，除非是因为某些神秘的冲动；某种就象毒蛇的牺牲品因受蛊惑自行走向毁灭一样。

    在一个人人皆为密探的城市里，陌生人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所有人的注意。加尔文一眼看出那贪食的狼正混在他虔诚的羊群中，于是不动声色地对他的奴才们下命令。塞维特斯刚离开教堂就被逮捕。一小时内他就被锁了起来。这一逮捕既违反国际法，也违反世界各地所普遍接受的好客的习俗。除非在日内瓦犯了法，塞维特斯不属那城市裁判权管辖。他是一个外国人，一个西班牙人，刚刚到达，没有犯罪足以构成被捕。他的书的完稿和付印都在域外，他异端的观点未能加害于任何虔诚的日内瓦人。此外，一个“上帝旨意的传道者”在没有对一个人提出控告时，没有权力下令对一个人加以逮捕和戴上镣铐，从任何角度看待这一事件，加尔文逮捕塞维特斯是一桩不能容忍的独裁行为，它公开蔑视法律和条约，只有拿破仑逮捕和杀害达克·廷因才能与之相比，在这一案件中，就和那一案件一样。逮捕之后不是进行正常合法的审讯，而是非法杀人。

    在没有对他提出任何控告的情况下，塞维特斯被捕入狱了。当然接下去就一定要捏造一个罪名。让那个曾教唆逮捕塞维特斯的人（加尔文自己承认“受我怂恿”）来担任塞维特斯案件的原告岂不合乎逻辑？但日内瓦法律是值得称道的，它不鼓励告密者。法律规定，任何控告别人犯罪的自由市民也要被拘留，直到他能证明他的控告是正确时才能获释。因此，加尔文如果控告塞维特斯，就把自己摆在听凭法庭发落的地步。这位日内瓦的神学独裁者不欣赏这一前景。如果市行政会宣布塞维特斯无罪，如果加尔文由于提出了一个查无实据的控告而被继续关押的话，他就会处在一个倒霉的位置上。这对他的威望是何等的打击，这对于他的对手是何等的胜利。加尔文一向是讲策略的，他指派了他的秘书——或厨子——尼克拉斯·德·封丹担任这吃力不讨好的原告。可尊敬的尼克拉斯在递交了一份罗列了二十三条罪状的诉状（一份自然由加尔文搜集罗列的文件）之后，默默地替代其主子进了监狱。这是一幕可怕的悲剧演出前的一出开锣喜剧：在严重违反法律之后，把事件合法地装扮起来。塞维特斯被审讯时，向他大声宣读了包括各项罪状的起诉书。塞维特斯的口答冷静锋利，因为长期的监禁并没有破坏掉他的能力。他逐点反驳了指控。例如，在回答他在著作里攻击加尔文的指控时，塞维特斯宣称，这是搞错了，因为攻击是加尔文一方开的头，而塞维特斯所做的只不过回答加尔文并非一贯正确罢了。如果加尔文控告他顽固地坚持某个论点，他可以回答说，加尔文的顽固并不亚于他。加尔文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