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保持沉默了。愿上帝作我们的法官，在你我之间，按照我们为他服务忠诚的程度来作出判决吧！”

    那样动人心弦的呼吁竟会毫无结果，这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但我们道德性质方面的矛盾之一是：理论家被禁锢在一个狭窄的概念中，对其他概念一概视而不见。因此象这样的呼吁，虽然十分人道，但不能为其所动。思想上的偏见必然导致行动上的不公正。当个人或一个国家成为眼光狭小的、狂热主义者的捕获物时，就没有互相了解和宽容的余地了。加尔文对卡斯特利奥动人的呼吁无动于衷。那不过是一个人急于求和的呼吁，并非公开宣讲，并非争论，也不想把他个人的观点强加于他人。那虔诚的日内瓦牧师驳回了这“魔鬼”要求基督教徒式和解的呼吁。他所做的是开始给卡斯特利奥身上刺上新的魔鬼的花纹，轻蔑和煽动的毒气加强了。为了使卡斯特利奥蒙受嫌疑，或者至少成为笑柄，加尔文编造了新的谎言。这可能是加尔文所发动的攻击中最背信弃义的。尽管当时在日内瓦看戏是有罪的，但在日内瓦神学院中加尔文的信徒们却上演了一出“虔诚”的学校喜剧。剧中的德·帕服·卡斯特罗很显然就是卡斯特利奥的影射，他作为撒旦的主要仆人出场，在剧中要他说：

    “对于我，不过是一个为任何人服务的人。

    为了钱，干什么都一样。

    因此，我看不到别的事物……”这是歪曲的诽谤。一个终身在使徒般贫穷中度过、靠卖文为生的人，一个宗教宽容的辩护士竟是一个为罗马教皇服务的职业煽动家。这样的言论是经过日内瓦的领袖们批准，不，是得到他们鼓励的。加尔文主义者的积怨深仇，旷时日久，使他们无法再辨别真理和诽谤。他们所关心的只是禠夺卡斯特利奥在巴塞尔教授的席位，亲眼看到他的著作被烧掉，如其可能，连同他本人一起烧掉。

    这些心怀仇恨的人交上了好运；一次，在日内瓦进行的例行性的、挨家挨户“访问”中，发现有两个自由市民正在研究一本书，书上没有加尔文的出版许可。扉页或末页没有作者的名字，也没有出版地点。这本文艺小品《悲痛地向法兰西忠告》散发着异端的气息。这两个人立即被带到宗教法庭；由于害怕拶刑和拉肢刑，他们很快就承认这本书是卡斯特利奥的一个侄子借给他们的。猎手们立即跟踪上这新的足迹，希望最后把困兽驱入绝境。

    这本书之“邪恶是因为塞进了错误”，它正是卡斯特利奥的新作。他已重犯旧的“错误”。看来，伊拉兹马斯式愿望已经无可药救了，竟然祈求在怒气冲冲的教会内部和平解决争端。当时，在他热爱的法国，宗教迫害已开始取得血腥的收获。他不能再沉默下去了。新教徒在日内瓦人的煽动之下，拿起武器反抗天主教徒。好象卡斯特利奥能预见圣·巴塞隆美日的大屠杀和胡格诺战争的恐怖一样，在那危急时刻，他觉得自己是迫不得已说明那样的血洗是无益的。他解释说，没有一种教义，或其他种教义的本身是错误的，但是试图强迫一个人去信仰他所不信的，才是不变的虚伪和犯罪，地球上所有的邪恶，都源于这“违心的迫使”。心地狭窄、嗜血成性的狂徒们试图继续不断地压制良心。然而，正象卡斯特利奥接着表明的那样，试图强迫一个人公开声明接受一种他所反对的信仰，不但是不道德和不合法的，而且也是愚蠢和荒谬的。象这样的拉伕入伍成军来支持一种哲学或者一种信念，只能罗致一批伪君子而已。拶刑、拉肢刑或任何高压，只能建成一个有名无实凑满人数的党派。依靠算术上弄虚作假的代价来获得改变宗教信仰者，只能使得真正的信徒和外界同样地被骗罢了。卡斯特利奥的话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那些希望最大可能地赢得那些游移不定的支持者的人，很象是一个笨人。他有一个大酒桶但只有很少的酒，为了有更多的酒，他把桶装满了水。结果，酒没有增加，反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