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他们的情感是一种暴行。我们常看到，当一个宗教执迷者被责为蔑视他人的宗教情感时，他总是反唇相讥说，正是他人坚持其可恶的崇拜或信条而蔑视了他的宗教情感。一个人坚持其意见的情感和另一个人因他坚持那个意见而感到触怒的情感，这双方之间是毫无相似之处的，正和窃贼想偷取一个钱袋而物主想保持那个钱袋这两种欲望毫无相似之处一样。一个人的趣味嗜好同他的意见或钱袋一样，同样是特别关于个人自己的事情。任何人都容易想象一个理想的公众，在一切未定的事情上概不过问个人的自由与选择，只不过要求他们戒免那些早为普遍经验所禁止的行为方式。

    但是，在什么地方曾看到公众在其检查任务上划定过这样一个限度呢？公众又在什么时候曾操心到所谓普遍经验呢？实际上，公众在干涉私人行为时很少想到别的什么，只不过想到凡不同于它自己的做法或想法是怎样罪大恶极罢了；而这个判断标准，经过薄薄的一道化装，又由90％的道德家和思辨作家当作宗教和哲学的诏谕交给人类。他们教导说，事物因为它们是对的所以是对的；因为我们感到它们是这样的。他们告诉我们，要任我们自己的脑中和心中搜寻行为的法则来束缚我们自己并束缚一切他人。

    这样，可怜的公众还能怎么办呢？只有把这些教诲应用起来，把他们自己私人的善恶之感，假如他们之间是相当一致的话，作为义务性的东西加诸整个世界了。

    这里所指出的祸害并非仅仅存在于理论中的祸害。或许可以指望我在这里特举一些事例来说明这个时代和这个国度的公众怎样不恰当地把道德法则的性质强赋于它自己所择取的东西。我不是在专写一篇关于当前道德情感的错乱的论文；而这样一个分量很重的题目显然又不能以插句表明的方式和例证的办法来加以讨论。

    但是为着表明我所主张的原则确实具有严肃的实际的重要性，而我并不是在防御假想的灾祸，举些实例还是必要的。不难以丰富的事例表明，扩展所谓道德警察的界限不到侵及最无疑义的个人合法自由不止，这乃是整个人类最普遍的自然倾向之一。

    作为第一个事例，让我们想一想人们在看到他人的宗教意见与自己的不同、不奉行自己的宗教仪式、特别是不遵守自己的宗教饮食戒律的时候怀有怎样的反感。且引述一个可称琐细的例子。在基督徒的信条和行事中足以招惹回教徒的大恨的莫过于吃猪肉这件事。在基督徒和欧洲人方面，很少有什么行动惹起他们这等朴实无饰的唾弃，象回教徒对待这个解饿的特定方式那样。首先这当然是对他们的宗教的一个触犯；但这一点绝不足以解释他们这种嫌恶的程度和种类，因为酒也是他们的宗教所禁止的，谁若参加饮酒会被全体回教徒指为错误，可是却不象那样厌恶。他们对于这“不洁之兽”的肉的厌恶实具有颇象一种本能反感的特殊性质，这不洁的观念一经彻底浸入情感之中，就会不断激动着甚至个人习惯绝不拘泥于洁净的人们，象印度多神教徒那样强烈表现出的宗教性的不纯的情操就是这种本能反感的一个显例。现在让我们设想，有一族人民，其中以回教徒为多数，这多数于是就坚持在本国境内禁吃猪肉；这在回教国当中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①试问，这能不能说是公众意见的道德权威的合法运用呢？如果不是，为什么不是？这个吃法对那样的公众说来实实在在是背逆的。他们也的确真诚地认为这是上帝所禁所恶的。但也不能把这个禁令当作宗教迫害来谴责。它在起源上也许是宗教性的，但不能说是对宗教的迫害，因为并没有一个人的宗教规定以吃猪肉为义务。这样看来，谴责它的唯一站得住的根据还是，对于个人的趣味嗜好和只关己身的事情，公众是无须干涉的。①在这一点上，可举流居孟买（Bombay）的巴锡族（Parsee）的情况作为一个古怪的事例。巴锡族是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