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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猜测为遭了暗算,而这猜测也日益证实了。谣言也因此非常多,传说某某也将同遭暗算的也有,接到警告或恐吓信的也有。我没有接到什么信,只有一连五六日,有人打电话到内山书店〔6〕的支店去询问我的住址。我以为这些信件和电话,都不是实行暗算者们所做的,只不过几个所谓文人的鬼把戏,就是“文坛”上,自然也会有这样的人的。但倘有人怕麻烦,这小玩意是也能发生些效力,六月九日《自由谈》上《蘧庐絮语》〔7〕之后有一条下列的文章,我看便是那些鬼把戏的见效的证据了——编者附告:昨得子展先生来信,现以全力从事某项著作,无暇旁鹜,《蘧庐絮语》,就此完结。

    终于,《大晚报》静观了月余,在六月十一的傍晚,从它那文艺附刊的《火炬》上发出毫光来了,它愤慨得很——

    到底要不要自由法鲁久不曾提起的“自由”这问题,近来又有人在那里大论特谈,因为国事总是热辣辣的不好惹,索性莫谈,死心再来谈“风月”,可是“风月”又谈得不称心,不免喉底里喃喃地漏出几声要“自由”,又觉得问题严重,喃喃几句倒是可以,明言直语似有不便,于是正面问题不敢直接提起来论,大刀阔斧不好当面幌起来,却弯弯曲曲,兜着圈子,叫人摸不着棱角,摸着正面,却要把它当做反面看,这原是看“幽默”文字的方法也。

    心要自由,口又不明言,口不能代表心,可见这只口本身已经是不自由的了。因为不自由,所以才讽讽刺刺,一回儿“要自由”,一回儿又“不要自由”,过一回儿再“要不自由的自由”和“自由的不自由”,翻来复去,总叫头脑简单的人弄得“神经衰弱”,把捉不住中心。到底要不要自由呢?说清了,大家也好顺风转舵,免得闷在葫芦里,失掉听懂的自由。照我这个不是“雅人”的意思,还是粗粗直直地说:“咱们要自由,不自由就来拚个你死我活!”

    本来“自由”并不是个非常问题,给大家一谈,倒严重起来了。——问题到底是自己弄严重的,如再不使用大刀阔斧,将何以冲破这黑漆一团?细针短刺毕竟是雕虫小技,无助于大题,讥刺嘲讽更已属另一年代的老人所发的呓语。我们聪明的智识份子又何尝不知道讽刺在这时代已失去效力,但是要想弄起刀斧,却又觉左右掣肘,在这一年代,科学发明,刀斧自然不及枪炮;生贱于蚁,本不足惜,无奈我们无能的智识份子偏吝惜他的生命何!

    这就是说,自由原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给你一谈,倒谈得难能可贵起来了。你对于时局,本不该弯弯曲曲的讽刺。现在他对于讽刺者,是“粗粗直直地”要求你去死亡。作者是一位心直口快的人,现在被别人累得“要不要自由”也摸不着头脑了。

    然而六月十八日晨八时十五分,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副会长杨杏佛〔8〕(铨)遭了暗杀。

    这总算拚了个“你死我活”,法鲁先生不再在《火炬》上说亮话了。只有《社会新闻》,却在第四卷第一期(七月三日出)显,还描出左翼作家的懦怯来——左翼作家纷纷离沪

    在五月,上海的左翼作家曾喧闹一时,好像什么都要染上红色,文艺界全归左翼。但在六月下旬,情势显然不同了,非左翼作家的反攻阵线布置完成,左翼的内部也起了分化,最近上海暗杀之风甚盛,文人的脑筋最敏锐,胆子最小而脚步最快,他们都以避暑为名离开了上海。据确讯,鲁迅赴青岛,沈雁冰在浦东乡间,郁达夫杭州,陈望道回家乡,连蓬子,白薇之类的踪迹都看不见了。〔道〕

    西湖是诗人避暑之地,牯岭乃阔老消夏之区,神往尚且不敢,而况身游。杨杏佛一死,别人也不会突然怕热起来的。听说青岛也是好地方,但这是梁实秋〔9〕教授传道的圣境,我连遥望一下的眼福也没有过。“道”先生有道,代我设想的恐怖,其实是不确的。否则,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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