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世故
文字上这样的玩艺儿是颇多的。“互相利用”也可以说“互助”;“妥协”,“调和”,都不好看,说“让步”就冠冕。但现在姑且称为帮助罢。叫我个人帮一点忙,是可以的,就是利用,也毫无反感;只是不要间接涉及别的人。八月底我到上海,看见狂飙社广告,连《未名丛刊》(20)和《乌合丛书》都算作“狂飙运动”的工作了。我颇诧异,说:这广告大约是长虹登的罢,连《未名》和《乌合》都拉扯上,未免太会利用别个了,不应当的。因为这两种书,是只因由我编印,要用相似的形式,所以立了一个名目,书的著者译者,是不但并不互相认识,有几个我也只见过两三回。我不能骗取了他们的稿子,合成丛书,私自贩卖给别一个团体。
接着,在北京的《莽原》的投稿的纠葛发生了,在上海的长虹便发表一封公开信,要在厦门的我说一句话。这是只要有一点常识,就知道无从说起的,我并非千里眼,怎能见得这么远。我沉默着。但我也想将《莽原》停刊或别出。然而青年作家的豪兴是喷泉一般的,不久,在长虹的笔下,经我译过他那作品的厨川白村(21)便先变了灰色,我是从“思想深刻”一直掉到只有“世故”,而且说是去年已经看出,不说坦白的话了。原来我至少已被播弄了一年!
这且由他去罢。生病也算是笑柄了,年龄也成了大错处了,然而也由他。连别人所登的广告,也是我的罪状了;但是自己呢,也在广告上给我加上一个头衔。这样的双岔舌头,是要螫一下的,我就登一个《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
这一下螫出“新时代富于人类同情”的幽默来了,有公理和正义的谈话——
“不再吃人的老人或者还有?
救救老人!!!”
还有希望——
“至少亦希望彼等勿挟其历史的势力,而倒卧在青年的脚下以行其绊脚石式的开倒车的狡计,亦勿一面介绍外国作品,一面则蝎子撩尾以中伤青年作者的毫兴也!”这两段只要将“介绍外国作品”改作“挂着批评招牌”,就可以由未名社赠给他自己。
其实,先驱者本是容易变成绊脚石的。然而我幸不至此,因为我确是一个平凡的人;加以对于青年,自以为总是常常避道,即躺倒,跨过也很容易的,就因为很平凡。倘有人觉得横亘在前,乃是因为他自己绕到背后,而又眼小腿短,于是别的就看不见,走不开,从此开口鲁迅,闭口鲁迅,做梦也是鲁迅;文字里点几点虚线,也会给别人从中看出“鲁迅”两字来。连在泰东书局看见老先生问鲁迅的书,自己也要嘟哝着《史略》之类我是不要看。(22)这样下去,怕真要成“鲁迅狂”了。病根盖在肝,“以其好喝醋也”(23)。
只要能达目的,无论什么手段都敢用,倒也还不失为一个有些豪兴的青年。然而也要有敢于坦白地说出来的勇气,至少,也要有自己心里明白的勇气,费笔费墨,费纸费寿,归根结蒂,总逃不出争夺一个《莽原》的地盘,要说得冠冕一点,就是阵地。中国现在道路少,虽有,也很狭,“生存竞争,天演公例”,须在同界中排斥异己,无论其为老人,或同是青年,“取而代之”,本也无足怪的,是时代和环境所给与的运命。
但若满身挂着什么并不懂得的科学,空壳的人类同情,广告式的自由批评,新闻式的记载,复制铜版的新艺术,则小范围的“党同伐异”的真相,虽然似乎遮住,而走向新时代的脚,却绊得跨不开了。
这过误,在内是因为太要虚饰,在外是因为太依附或利用了先驱。但也都不要紧。只要唾弃了那些旧时代的好招牌,不要忽而不敢坦白地说话,则即使真有绊脚石,也就成为踏脚石的。
我并非出卖什么“友谊”或“同情”,无论对于识者或不识者都就是这样说。
一九二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