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的事》 相逢何必曾相识相逢何必曾相识
了嘛,人家倒把咱给忘球喽。”于是继续抡动起七八斤重的老镢,唱一声:“六月里黄瓜下了架,巧口口那个说下哄人的话。”再唱一声:“噢,噢,噢嗬,噢嗬嗬,噢嗬嗬——!说是了天上没灵儿神,刮风了下雨是吼雷儿声,我问你就知情是不知儿情……”
相逢何必曾相识相逢何必曾相识(2)
我们刚去的那年是个风调雨顺的丰产年,可是公粮收得狠,前一年闹灾荒欠下的公粮还要补足,结果农民是丰产不丰收,我亲眼见村里几个最本分的汉子一入冬就带着全家出门要饭去了。胆大又有心计的人就搞一点“投机倒把”,其实什么投机倒把,无非是把自家舍不得吃的一点白面蒸成馍,拿到几十里地外的车站去卖个高价,多换些玉米高粱回来,为此要冒坐大狱的危险。有手艺的人就在冬闲时出门耍手艺,木匠、石匠还有画匠。我还做过几天画匠呢。外头来的那些画匠的技艺实在不宜恭维,我便自告奋勇为乡亲们画木箱。木箱做好,上了大红的漆,漆干了在上面画些花鸟鱼虫,再写几个吉利的字。外来的画匠画一对木箱要十几块钱,我只要主人顶我一天工,外加一顿杂面条条儿。那时候真是馋呀,知青灶上做不成那么好吃的杂面条条儿;山里挖来的小蒜捣烂,再加上一种叫做CeMa(弄不清是哪两个字)的作料,实在好吃得很。我的画技还算可以,真的,不吹牛。老乡把我画的木箱担到集上卖,都卖了好价钱。画了十几对不能再画了。大家都认为,画一对木箱自家用,算得上是为贫下中农做了好事,但有人把它担到集上去赚钱就不是社会主义。我便再难吃上那热热的香香的杂面条条儿了。
历史总归会记得,那块古老的黄土地上曾经来过一群北京学生,他们在那儿干过一些好事,也助长过一些坏事。比如,我们激烈地反对过小队分红。关家庄占据着全川最好的土地,公社便在此搞大队分红试点,我们想,越小就越要滋生私欲,越大当然就越接近公,一大二公嘛,就越看得见共产主义的明天。谁料这样搞的结果是把关家庄搞成全川最穷的村了。再比如,我们吆三喝四地批斗过那些搞“投机倒把”或出门耍手艺赚钱的人,吓得人家老婆孩子“好你了,好你了”一股劲儿央告。还有,在“以粮为纲”的激励下,知识青年带头把村里的果树都砍了,种粮食。果树的主人躲在窑里流泪,真仿佛杨白劳再世又撞见了黄世仁。好在几年后我们知道不能再那么干了,我们开始弄懂一些中国的事了。读了些历史也看见了些历史,读了些理论又亲历了些生活,知道再那样干不行。尤其知青的命运和农民们的命运已经连在一起了,这是我们那几届“老插”得天独厚之处,至少开始两年我们差不多绝了回城的望,相信就将在那高原上繁衍子孙了,谁处在这位置谁都会幡然醒悟,那样干是没有活路的。
当然,一有机会我们还是都飞了,飞回城,飞出国,飞得全世界都有。这现象说起来复杂,要想说清其中缘由,怕是得各门类学者合力去写几本大书。
1984年我在几位作家朋友的帮助下又回了一趟陕北。因为政策的改善,关家庄的生活比十几年前自然是好多了,不敢说丰衣,钱也还是没有几个,但毕竟足食了。乡亲们迎我到村口,家家都请我去吃饭,吃的都是白面条条儿。我说我想吃杂面条条儿。众人说:“哎呀——,谁晓得你爱吃那号儿?”但是,农民们还是担心,担心政策变了还不是要受穷?担心连遇灾年还不是要挨饿?陕北,浑浊的黄河两岸,赤裸的黄土高原,仍然是得靠天吃饭。
那年我头一次走了南泥湾。歌里唱她是“陕北的好江南”,我一向认为是艺术夸张,但亲临其地一看,才知道当年写歌词的人都还没学会说假话呢。那儿的山是绿的,水是清的,空气也是湿润的,川地里都种的水稻,汽车开一路,两旁的树丛中有的是野果和草药,随时有野鸡、野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