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苗子郁风家讨债
在王琦兄家，他热心地一大清早带我去找苗子和郁风。
进了门，一条过道，右边拐过来下两级台阶的是客厅，挂了张大千、庞薰、叶浅予的画吧!大沙发上坐的一男一女，男的是金山，女的是张瑞芳。
四个人坐着傻等，也没有什么话说。客厅安静之极，仿佛听得见坐在对面的金山吃坏了什么东西，肚子在咕咕地叫。
郁风从过道左边楼上下来了，穿着蓝缎子的长睡衣。这大美人很神气。我说明来意，郁风说：
“……啊!我以为早寄给你了，对不住对不住!”
聊了一些大家都不认真的废话。时时冷场。又一齐喝那杯透心凉的茶……
钱拿到手，一大沓。该走了。郁风忽然发现了我：
“呀!你是黄永玉，唉呀!我想起来了，对!我们写了信给你，木刻收到了，精彩!唉呀!是的，我们应该给你画款!……英国文化委员会司高特，你和他夫妇很熟，还有贺德立，对!对!……”倒好像刚才付的钱是给煤铺老板的。换个地方我真想狂笑一场。
于是又重新开始，高潮掀起，汽车声响，苗子回家了。
苗子那么矮。对，袁世凯、拿破仑都矮，但他比后两位情感上投入得多。因为是匆忙的初见，加上他们跟金山夫妇有些什么要谈，大家就分手了。
一九四九年在香港，郁风、苗子都见了面，那时候个人的情感几乎让全国解放的大快乐淹没了。此后是见过几次面的：比如跟新波、黄茅、冰兄等人一起聚会。总是郁风、苗子请客，这是根据传统印象的“硬敲”，可能大伙儿都天真地以为他俩席卷来一个国民党的银行。我那时急需一百元港币，买一块磨木刻刀的好油石，每次见到他匆匆忙忙，总难以开口，最后，眼巴巴地望着油石跑了。他们夫妇俩去了北京。
我一九五三年才离开香港。
事物发展从一般到特殊，情感交往也是如此。回到北京，经过了这三十多年，我才真正地认识了苗子郁风夫妇。有他们两位朋友，我这一辈子的情感光彩之极。
我们在互相信任中互相欣赏，没有市俗的价值观。有一本书，听到个好曲子，一个有趣的笑话，一个坏人的消息，一个好运气，一些好吃的东西，一些不平事，自己画了幅得意的画，自以为称心的诗，甚至是别人做的一幅好对联……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苗子郁风，连忙地告诉他们；或是上他们那儿去；或是请他们到这儿来。
世人有没有意识到，弱者也有夸耀之处?那就是“相濡以沫”。朋友的思念，会心的三两句话，足以微笑地面对艰难困苦和死亡。
表叔沈从文那么温和的老人，“文化大革命”动荡高潮时在街上难得与我擦身而过，不到五秒钟跟我说了一句话：
“事情真的来了!要从容对付啊!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