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由散漫的作风
神殿,一直讲到中世纪的教堂建筑,我觉着挺有意思,于是就想学建筑。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学的都是机械系的公共必修课,比如初等微积分、普通物理,这两门是最重要的,还有投影几何、制图课。第一学期我还认真地学,可是到了第二学期,兴趣全不在这些,于是决定改行,开始有意识地补充了一些文科知识。
那时候转系很方便,只要学分念够了可以随便转,我想搞文科,但不知为什么就选择了历史系,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也许有两个潜在的原因吧。第一我小时候在北京,看了好些个皇宫、园囿,从香山一直到北大、清华这一带,都是皇家园林,这就容易使人“发思古之幽情”。第二,那时候正值国难,小学是“九·一八”,中学是中日战争,刚一入大学就是二战,对人类命运也很关心,以为学历史能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
不过我对繁琐的历史考据一直没有多大兴趣。有些实践的历史学家或者专业的历史学家,往往从一个小的地方入手考证一个小的东西,比如红学家考证曹雪芹是哪一年死的,把所有可能的材料都找出来,真是费尽心力,到现在还没有个结论。不过我觉得,即使有一天费很大的精力把曹雪芹是哪一年死的考证了出来,也并不等于理解了历史。而且,冯文潜先生教西方哲学史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让我感觉到,真正理解历史一定要提升到哲学的高度,不然只知道姓名、知道年代,你可以知道很多很多零碎的知识,但不一定就意味着你理解了历史。我想任何学问都是这样,最后总得有人做出理论的总结,否则只能停留在纯技术性的层面。当然纯技术性的工作也有价值,不过那不是我所希望的,我所希望的是通过学习历史得出一个全面的、高度性的认识。项羽说:“书能知姓名。”战争时期我们关心的是人类的命运,我以为可以从历史里找出答案,比如历史上有些国家本来很强盛,可是后来突然衰落了,像罗马帝国,中国的秦汉、隋唐,我希望探索历史深处的幽微,所以就念了历史系。
有些事情说起来很有意思。解放以后院系调整,冯友兰一直在北大呆了几十年,从组织关系上说,他是北大的人,死后应该把书捐给北大,可是他却捐给了清华。刘崇先生在台湾去世,他的书也是捐给清华,而没有捐给台湾大学,这也似乎不合常规。我猜想,大概他们觉得自己一生最美好、最满意的那一段时光,还是在清华,所以愿意把书捐给清华。我现在也八十多岁了,回想这一生最美好的时候,还是联大那七年,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当然,那也是物质生活非常艰苦的一段时期,可是幸福不等于物质生活,尤其不等于钱多,那美好又在哪里呢?
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这两个条件在我上学的时候恰好同时都有,当时正是战争年代,但正因为打仗,所以好像直觉地、模糊地,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那时候不只我一个人,我相信绝大多数青年都有这种模糊的感觉。人总是靠着希望生活的,这两个希望是最根本的,所以那时候虽然物质生活非常之苦,可是觉得非常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