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城里去；那些买不起汽车的人，至少有了一辆摩托车，可以骑着去看电影。而且家家有了收音机。青年男女们约会比以前方便多了，家庭女佣们每星期至少可以有一次令人振奋的聚会，而这足以使简·奥斯汀的女主人公在整本小说里长久期待了。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对兴奋的追求也变得越来越迫切。那些有条件的人不停地从一处转往另一处，走到哪里，就把兴奋带到哪里；他们狂歌劲舞、开怀畅饮。但是出于某种原因，他们总是期望着在一个新的地方享受更多的快乐。那些必须靠挣钱才能养活自己的人，只好在工作中忍受厌烦的折磨，那些有足够的钱可以不工作的人，便把完全摆脱厌烦的生活当作自己的理想。这是一种高尚的理想，我决无低毁之意。不过我担心，这种理想，与其它的理想一样，比起理想主义的想像来，是一种更难获得的东西。与欢快的前一天晚上相比，早晨总是令人厌烦的。人会有中年，甚至晚年。20岁时人们以为30岁生命将会结束。我已经58了，不可能再持这种观点。把人的生命当作货币资本来花费也许是不明智的。一定量的厌烦也许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希望摆脱厌烦的愿望是很自然的。实际上，各个民族只要一有机会，都会表露出这一愿望。当野蛮人第一次从白人那里尝到酒的滋味时，他们至少找到了一种摆脱单调乏味的生活的良方，因此，除非政府干涉，否则他们便会酷配大醉，一死方休。战争、屠杀以及迫害等，都是企图摆脱厌烦的一些方式，甚至与邻居吵一架也比无所事事要强。所以说，对于道德家来说，厌烦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因为人类的恶行中，至少有一半是由于对厌烦的恐惧引起的。

    然而，厌烦不应被看作是完全邪恶的。厌烦有两种，一种是挫折型，一种是呆滞型。挫折型是由于缺乏毒品引起的，呆滞型则是由于缺少活动引起的。我不否认毒品对人的生活有一定的作用。例如，一个明智的医生有时开的药方里就有鸦片，而且我想这种情况比禁烟主义者想像的要多得多。但是迷恋毒品，甚至不加约束地让自己的本能冲动失去控制，是决不应该的。那种在人习惯了吸毒后才能适应的厌烦，在戒除了这种习惯后，我认为时间是唯一的疗方。用于解决吸毒问题的方法，在一定限度里，也适用于对付各种兴奋。兴奋过于充足的生活会使人精疲力尽，在这种生活里，人需要连续不断的强烈刺激，才能产生颤栗狂喜，而这种颤栗狂喜往往被人当作是快乐的主要因素。一个习惯于过度兴奋的人，就像一个对胡椒粉过份爱好的人一样，对足以使别人窒息的一定份量的胡椒粉，他甚至不能品尝出一丝味道来。为了避免过度的兴奋，一定量的厌烦是不可缺少的；过度的兴奋不仅有害于健康，而且会使对各种快乐的欣赏能力变得脆弱，使得广泛的机体满足为兴奋所代替，智慧被机灵所代替，美感被惊诧所代替。我并不完全反对兴奋。一定的兴奋对身心是有益的，但是，同一切事物一样，问题在数量上。数量太少会引起人强烈的渴望，数量太多则使人疲惫不堪。因此，要使生活变得幸福，一定量的厌烦忍受力是必要的。这一点从小就应该告诉年轻人。。一切伟大的著作都有令人生厌的章节，一切伟人的生活都有无聊乏味的时候。试想一下，一个现代的美国出版商，面前摆着刚刚到手的《旧约全书》书稿。不难想像这时他会发表什么样的评论来，比如说《创世纪》吧。“老天爷！先生”，他会这么说，“这一章太不够味儿了。面对那么一大串人名——而且几乎没作什么介绍——可别指望我们的读者会发生兴趣。我承认，你的故事开头不错，所以开始时我的印象还相当好，不过你也说得太多了。把篇幅好好地削一削，把要点留下来，把水份给我挤掉，再把手稿带来见我。”现代的出版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知道现代的读者对厌烦感到恐惧。对于孔子的，伊斯兰教的姑兰经》，马克思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