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无意识中的负罪感，那么，他首先可以使自己的意识明白，他没有理由感到自己罪孽深重，然后按照我们前几章指出过的方法，把合理的信念深植于无意识之中，同时使自己关注于属于中性的活动。如果他成功地消除了负罪感，那么真正客观的兴趣是会自然而然地产生的。如果他的问题在于自怜，那么他首先可以让自己明白．在他周围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幸，然后再用上述方法去解决这一问题。如果他的问题在于恐惧感，那么让他做一些有助于培养勇气的练习。自古以来，战场上的勇敢就被认为是一种美德，而且对于男孩和男青年的训练，主要是培养那种视打仗如此戏的品格。然而道德的勇气和智慧的胆略却不曾引起人们同样的重视，虽然这些品质，也有自己的培养方法。每天你至少得承认一个令你痛苦的真理，你会发现这与童子军的日课一样有益。你得学会去如此感受：即使你在道德上、才华上远不如你的朋友们（当然事实并非如此），人生依旧值得体验。这种练习，如果能持续几年，最终必定能使你坦然地面对事实，并且在你这样做时，使你从大范围的恐惧中解脱出来。

    当你战胜了自我专注的毛病，至于以后能有什么样的客观兴趣，那只能是你的天性和外界环境的自然而然的结果，你就不必为此徒费心神了。不要一开始就对自己说：“如果我能迷上集邮，我准会幸福。”并因而开始收集邮票，因为你结果也许会发现集邮并无多大乐趣。只有真正让你感兴趣的东西才会对你有益，不过，一旦你学会了不再以自我为中心时，真正客观的兴趣就会产生，对此你完全可以相信。

    在很大的程度上，幸福的生活就是快乐的生活。职业道德家们太偏重于自我党制，因而他们把重点放错了地方。有意识的自我党制，使一个人变得专注于自我，并清楚地知道他所作的牺牲，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在当前的目标上，他往往失败；在最后的目标上，他几乎总会落空。人们需要的并不是自我克制，而是那种外向型的兴趣，后者能产生自发的、不做作的行为——这种行为在一个专注于追求自身修养的人那儿，是只有依靠有意识的自我党制才能做到的。在这本书中，我似乎是作为一个享乐主义者在写作，也就是说，我认为幸福便是快乐，但真正的享乐主义者所提倡的行为，与清醒的道德家所提倡的行为，在总体上并没什么不同。不过，道德家往往——当然并非总是——重视行为，而轻视心理状态。其实，不同行为的效果之所以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乃是因为行为者当时的心理状态不同。如果你看见一个孩子即将被淹死，但你凭着救援的直接冲动去救他，那么等你从水中出来时，你的道德并没有受到半点损害。然而如果你对自己说：“去救援一个无助的人是美德的一部分，我想做一个有美德的人，所以我必须去救这个孩子。”在这种情况下，事后的你比事前的你，只能是更坏。在这个极端的例子里能够适用的东西，同样适用于许多其它较不明显的事情。

    在我与传统的道德家们提倡的人生态度之间，存在着另一种更加微妙的差别。例如，传统道德家往往会说，爱情不应该是自私的。在一定的意义上，这是对的，也就是说，爱情的自私不应超过一定的限度。然而，毫无疑问的是，爱应该具有这种性质，即一个人能从成功的爱情中获得幸福。如果一名男子向一名女子求婚，理由是他真诚地希望她幸福，同时认为她能给他带来自我克制的理想机遇，那么在我看来，那女子能否定全满意是成问题的。毋庸置疑，我们应该希望自己所爱的人幸福，但不应该用它取代我们自己的幸福。实际上，一旦我们对他人或身外之物产生了真正兴趣时，那么自我克制学说所包含的自我与他人的对立使立刻化为乌有。由于有了这种兴趣，人才会感到自己是生命之流的一部分，而不象台球自身只是一个坚硬的实体，除了互相碰撞以外，不再与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