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在这些冒险家出没的极盛时期，每天有大小船只1200余艘在中国海岸活动，数字似属夸大，但是利之所在，熙来攘往，已不在话下。其贸易的区域从日本各岛至暹逻湾，状如一弯新月。在中国政府海上巡逻力量所不能达到的近陆岛屿上，他们指定了走私贸易的港口。由于没有一个法庭可以解决买卖双方间合同和债权的种种纠纷，十多个有力量的中国船主以武力作为后盾充当了仲裁者，并因而逐渐被认为海上权威，成了海盗的头目。

    这些海盗头目声威赫赫，和当地的士绅互相勾结，甚至结为婚姻之好。他们公然在沿海修理船只，而且勒令村民接受他们的传讯。这种海上权威虽然尚属萌芽，但任之滋长发育，则必然会威胁我们这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政府。

    海盗肆无忌惮的活动，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强硬的对策。然而冲突一开，我们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虚弱即暴露无遗。高级指挥官无法确知部下战士的实际数额，也弄不清究竟有多少战船可以调配使用。下级军官在部队出发之前先要向地方富户勒索兵饷给养。而一旦发生战斗，有的部队干脆望风而逃，有的部队虽然敢于迎战，但由于墨守密集队形的战术，往往造成“一人失利，万人奔溃”的后果。而可歌可泣的作战，却反而出现于仓猝集合的民兵以及各地生员所组织的保卫家乡之情景中。

    在日本方面，充当海寇的武士，来自山口、丰后、大隅、萨摩、博多湾、对马和五岛列岛。他们既无统一的领导，也无长远的作战目的。起初，他们有一个空中楼阁式的希望，以为和中国海盗的联合军事行动可以迫使中国政府开放对外贸易，而他们中的领导人也可以受到招安而荣获海陆军将领的官衔。这些希望在总督胡宗宪发动的一次行动之后终于成为泡影。胡宗宪以招安为诱饵，使这些海盗头目束手就擒，而后又把他们的头颅送到北京邀功。这种措置只能激起日本的侵犯者更大规模的来犯，并且使今后的屡次入侵更缺乏政治意义，其惟一的目的只在于劫夺财货。

    这些日本海寇虽然在上层缺乏统一的领导，但下层的组织力量则不可忽视。虽然是杀人越货，也表现了日本下层社会结构的严密性。据目击者记载，不论作战或宿营，倭寇的小头目对下级战士能施以极严格的纪律管制。各个小股部队战法一致，也表示了他们并非仓猝招募而来的雇佣兵。他们不断地以寡敌众，击败了数量上占优势的中国官军，而中国的农民造反，却大抵缺乏这种能力。

    这些海寇乘坐可以装载百人左右的船只登陆。大举入侵时，常常集结30～50艘船只，人数多达几千。在他们的凶焰最为高炽之际，可以有两万人据守占领区内的军事要地。本地的居民在威逼利诱之下也有不少人参与他们的行列，其中有的人在以后被押送至日本作为奴隶。他们劫掠的物品不限于金银珠宝，根据需要和可能，他们也夺取内河船只和其他商品。有一段记载提到他们曾大批搜集蚕茧并勒令妇女们缫丝。这种情况业已与占领军在当地组织生产没有多少差别。

    在入侵的初期，他们几乎战无不胜，主要原因在于战术的优势和武器的精良。他们能极其娴熟地使用双刀，并且和近旁的伙伴保持密切的联系，互为呼应，协同作战。颇为特异的是，他们的指挥信号乃是班排长手中的折扇。当双方开始接触，班长排长把折扇往上一挥，他们的部下就以刀锋向上。当对方的注意力为这种动作所吸引，他们就突然倒转刀锋迎头砍下。这种双刀的长度不过5尺，但在一个熟练的使用者手中挥舞，一片刀光，使“上下四方尽白，不见其人”，可以在一丈八尺的方圆之内杀伤对方。其他常见的武器还有弓箭和标枪。据记载，“倭竹弓长八尺，以弓蹈其绡，立而发矢。……镞宽二寸，……近身而发，无不中者”，所掷的标枪“不需竿，突忽而掷，故不测”。至于火器，似乎并没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