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资产阶级的报纸，说这一次的示威不过是一些“民族主义”的性质；这种报纸依了它向来的平稳的态度，把发起人名字都略而不提。

    从一九二一年第一次举行了这种大会以后，我们在慕尼黑集会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多。

    我们每星期的开会不止一次，有时是两次；在仲夏和中秋的时候，我们每星期竟开大会三次，我们在这时候常在克罗纳戏院集会，差不多每晚都有良好的成绩，这是足堪自慰的。

    因此，加入我党的人数也就一天多一天了。

    我们有着这样的成功。敌党看了当然不为甘心坐视的。

    所以他们决定从事最后的努力，用恐怖的手段来阻止我党的集会。

    过了几天，他们知道我们在那一天要在什么地方开会了，他们便首先发难。

    因此，我赴何夫布莱好士会场的大会讲演，他们便把这会场作为袭击之地。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四日，在晚上六点钟到七点钟的时候，就得一个正式的报告，说他们要用断然的手段来破坏我们的大会。

    这种消息，我们不能早一些探悉，真可以说是不幸。

    在那天，我们已从斯安克儿巷（Sterneckersaasse）的光荣的旧办公处逛了出去，但是还不等逛入新的办公处，因为新的办公处尚未完工的缘故。

    结果，我们只有四十六名势力薄弱的卫队在维持会场秩序；突然警报来了，我们无法于一小时内召集到充分的援兵。

    我走进大门的时候是七时四时十五分钟。

    我一看情形，立刻就知道必定有变故要发生了。

    那时在会场里人山人海，万头攒动，警察正在阻止后来的人入场。

    因为敌人进场很早，大家都聚在会场内；而我党同志，却反而大都徘徊在门外。

    少数的卫队，他们在会场前应侯着我。

    我立刻命令把前厅到会场的门关起来，并召集这四十五人（或许是四十六人）前来听受命令。

    我对他们说明；今夜是我们第一次实践的试验，我们忠心于本党的运动，就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的。

    我们誓不退出会场，除非是死了以后舁出去。

    我无论如何不会相信你们在患难的时候会弃我而走的。

    如果我见到有形似懦夫的人，我便亲自去摘下他的臂带和徽章。

    于是人再使命令他们当敌人发出破坏大会的信号的时候，应该立刻冲前去奋斗，但是必须牢记着自卫的方法最好是进攻。

    我的话受到了他们三次的高声欢呼，这欢呼声的勇猛热烈，在为空前所未有的。

    于是。我是走进会场去，眼见到当时的情景。

    那些敌人大家并肩而坐，大家怒目的向我看。

    还有无数的人，大家都转过头向我作一种愤恨的仇视，那种态度真是咄咄逼人；还有人做出一种高声怪叫，一切丑态真是不一而足。

    因为敌人知道了他们的实力较强，所以有必操胜算的自信的那种感觉。

    那时可以宣布开会，我便登台去演讲。

    大约我讲到一点半钟以后。

    敌人就发出他们捣乱的信号来了。

    于是有几个起来怪声怒叫，一个突然跳上椅子，大呼“自由”跟了他的呼声，那些“自由”的战士便开始行动了。

    不过几秒钟内，全场哗然大乱，头上的瓶孟乱飞，椅脚折断了。玻璃击声碎了。

    狂呼怒号的声音像是大风雨，全场完全陷入狂暴中了。

    我仍旧鹄立在原处，就注视着我们的活泼青年同志的行动。

    当敌人骚动正待要发作的时候我党的挺进队便奋身而向敌人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