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的是那位胖公公，数他输得最多，往往两只耳朵都夹满了，脸也涨得和耳朵一样紫红紫红的。可是每天傍晚仍见他赤膊坐在那里，心无旁骛地琢磨着手中的纸牌，其执著倔强，今天想来仍令人钦佩。

    侯家路上有菜市场。每天凌晨，运菜的卡车往往亮着大头灯，大模大样地开到街心。很快，卸菜声、装筐声、标价声此起彼伏。清晨四点左右，菜市就开始热闹起来了。上海人习惯在上班前买当天的新鲜菜。各家退休的老头老太们起得更早，在城隍庙九曲侨上打一趟太极拳后，就在菜场排起队来。没有分身术的人们既要买菜蔬，又要买鱼肉，便常常以砖头、竹筐之类充当“队列”。有时，排在后面的人不买帐，偷愉地把竹筐移出队伍。主人赶来时，对这样的非礼极其愤慨，高声质问。但前前后后的人或大呼“勿晓得”，或一言不发，搞得主人也无可奈何，终于不了了之。这股怨气常常发泄在那些态度本来就不够和善的售货员身上，于是忙碌嘈杂的集市上多了几个高亢嘹亮的声音。

    这一切，侯家路的人习以为常。他们夜里睡得安稳，几声汽车喇叭并不妨碍他们。在晨雾里，他们起身、洗漱，用蛤蜊壳哗啦哗啦地刷着马桶，彼此道着早安，然后吃着自家的酱菜泡饭，或奢侈一下，买一碗小馄饨，吃得津律有味，颇为知足。方才还听到一对小夫妻尖声地拌嘴，不多久又见他们俩穿戴整洁、亲亲热热地挽着手出来。在左邻右舍生煤炉的烟灰里，在各家早点扑鼻的香气里，他们用自行车的铃声催开拥挤的人群，一撇脚，骑车上班去了。

    这是个典型的市民居住区，是上海最早的老城区，但随着城市的发展和新移民的迁入，这里日渐拥挤、破旧起来，在讲究地段的上海人眼中算不上什么“高级住宅区”。人很杂，环境也并不优雅。我为什么至今还是那么留恋它？出于童年的回忆外，一定还有其他的什么。细想起来，当我五岁回到父母身边以后，便进入了一个相对单纯的大学校园里。父亲是大学教师，母亲是音响工程师，左邻右舍，清一色的知识分子。人们谈吐高雅、举止得体，宽敞的校园里静悄悄的，花园很洁净。然而这斯斯文文的世界对于我这个孩子来说，反而单纯得近乎单调。相比之下，侯家路或许杂乱，或许琐碎，但那里上演的一幕幕悲喜剧是那么丰富和真切，让我神往。何况那里的人给了我最早的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