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负责人提出告诉。接受告诉者有责任代为保密，并在规定的天数内必须给出调查和处理的答复。但是，如果已经告上法庭的话，公司不再有代为保密的责任。

    我的一个朋友在工厂的流水线上操作，她告诉过我发生在她这个车间的事情。有一天工作特别忙，女工们纷纷在抱怨腰酸背疼，一名男性管理员就站在一名女工身后，他就为那个女工捏了捏肩膀，通常，这只是一种友好的表示。事后，那名管理员被主管找去谈话，他已被控“性骚扰”。他当然为自己声辩，主管就拿出公司规定给他看，在规定上，建议所有的工作人员肢体“不接触”。因为，“不情愿的接触”是性骚扰罪名中很重要的一条，为了避免这一点，干脆“不接触”是最简单的。不仅异性之间有这样的问题，同性之间都是如此，因为社会上还有同性恋者。实际上，美国人对于“接触”，是远比中国人敏感的。概念也不一样。时间长了，我们也习惯了和美国朋友在见面和分手的时候拥抱，不论男女，一切感觉都很自然。但是，在不太熟悉的人之间，美国人的个人空间要求相当高。我第一天到美国，就发现他们从我身边走过，常常还在两尺距离之外的时候，已经在对我说“对不起”了。因为，他感觉已经侵犯了我的空间。在邮局排队，人们之间的距离也会拉得很开。当然在地铁里，尤其是大城市的地铁里，无法做到距离拉开，但是只要在可能的情况下，距离会十分自然地马上拉开。更不要说互相“接触”了。

    这些法律法规对于美国人，是一个个不同地区的人们共同生活的公约，地方法律的改变，往往需要经过当地的公民投票。一些公众关心的重大问题，更要由立法来决定。比如说，是否可以发行彩票。我们刚到这个州的时候，这里的法律是不允许发行彩票的，之后，州长提出议案，以发行彩票集资改善教育，遭到另一部分人强烈的反对，经过大量的宣传和反宣传。老百姓两边意见都听了一年多，最后，公民投票通过，从两年前开始，这个州修改法律，这才开始发行彩票，你进入一个地区生活，也就必须遵从这个地方人民的公约，如果你不喜欢，你可以有搬家的自由。但是没有在当地违法的“自由”。

    在美国多如牛毛的法律之下，我们发现，当中国人常常以“好”，“不好”，“坏”这样的字眼去作道德评判的事情里奥拉的哲学著作。写于1895—1904年间。分四个部分，前，在这里往往是通过立法尽量把它归入法律的范畴，并且使之深入人心。所以，刚来的时候，和美国人聊天，立即发现我们和他们之间有一个很大差别，就是我们在评论一件事情“好”和“不好”的时候，他们经常只是简单地说：“这是合法的”以及“这是非法的”。

    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几年前，我们和一个从芝加哥来的北京朋友聊天，他谈到有些华人老板在这里颇为抠门，有时工人加班都不给加班费。这时，他那个到美国学校接受教育才两三年，只有12岁的女儿在一旁听了之后，马上本能地用英语大叫：这是非法的！我们听了反而愣住了。

    很快，我们也渐渐习惯了这样的思路。记得那次从大峡谷回来，我兴高采烈地和一大帮美国人一起谈我的大峡谷之行。他们也兴冲冲地和我开玩笑：这么深的峡谷，不干点什么多可惜呀！你就没往下扔个可乐罐吗？我脱口而出：那是非法的！大家更高兴了，因为他们发现我也终于开始习惯用这样的字眼了。看到这里，你也许忍不住要问了，闹了半天美国居然是这么“不自由”，那么美国的“自由”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凭什么说美国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呢？

    在美国，所有的地方法都不能与宪法的精神相违背。它的宪法确立了一个民主制度，宪法的修正案，尤其这个修正案的前十条，通常被称为权利法案的主义经验论取消了客观物质世界的存在，是根本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