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问题之前提醒证人，你的回答是在“誓言之下”的。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证人是不敢把这样的提醒当作耳边风的。

    因此，越来越多的证人被传到大陪审团面前，这对于尼克松绝对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你很难指望所有这些证人，都不考虑自己面临的重罪罪名，而一味地为了保住自己的上司而当庭作伪证。事实上，已经不断有人讲出他们所知道的真相。例如，那名辞职的出纳员，已经讲出了交给李迪的非法活动经费的准确数目。同时，也讲出了他的前上司，共和党总统再选委员会副主席如何教他作伪证。线索已经在往上扯，之所以还没扯到根子上，完全是因为那些已经坦白的人也对底细所知有限。

    从尼克松这方面，“掩盖”的工作却变得越来越困难。困难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总统弄不到那么多违法的“堵嘴钱”，国库并不是总统的私人腰包。需要的钱必须是到处“化缘”而来，这样，当前急需的钱，如这一批人的律师费，生活费都无法及时到位，更不用说下一步还需要大量的钱去安顿这些人的家庭，等等。第一个问题解决得不好，“堵嘴钱”落实得不顺利，自然马上就带来了“掩盖”工作的第二个困难，就是很难堵住这么多张嘴。

    已经在调查局掌握之中的这些人，都得到过将会受到“照顾”的许诺。这些许诺包括律师费，一年几万的生活费，两年之内得到大赦出狱等等。对于许诺是否会兑现，这些人本来就疑疑惑惑的。如果连审判之前的费用都不能及时到位仲舒。欧洲近代目的论的代表人物是德国的莱布尼茨和克里，他们对于自己入狱之后的将来会有什么安全感呢？被抛弃的感觉时时都会产生。因此，他们就像是一锅往外冒的泡泡，几乎是捂都捂不住。

    这里面，倒只有李迪是一个例外。他还是保持他原来理想主义的色彩。他向上面保证他的沉默，并再三声称他的沉默不是以金钱为代价的。

    除了“堵嘴钱”的因素之外，还有一个“掩盖”行动即将面临的难以对付的问题。这就是，涉案的人害怕坐牢。所有涉案的人，在他们得到一个“好照顾”的承诺的时候，也许确实想过，就豁出来坐上两年牢。但是，当这种想象越来越接近现实的时候，每个人的反应是不同的。这种反应不仅与每个人的个人素质有关，更和这些人原来的地位和处境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很自然，越是原来处境比较好，地位比较高的人，就越无法接受坐牢这个现实。至于一些曾经或正在当着高官的人，更是以前想也没有想过自己要去坐牢这个可怕的念头。对于他们来说学教授。批判康德的“物自体”的学说。主张哲学是“绝对，从白宫的座上客沦为阶下囚，无论刑期长短，哪怕只坐一天牢，也是人生一个毁灭性的质变，是一场灭顶之灾。

    因此，执法严格是司法部门一个强有力的威慑。在坐牢即将变为现实的最后一刻，涉案者的心理防线是最容易一下子全面崩溃的。他们在一瞬间，会象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愿意讲出一切真相以换取待在监狱外头。所以，在整个“掩盖”行动刚刚开始的时候，这些参与“掩盖”的人对于这一现象是远远没有估计充分的。相反，他们，包括尼克松在内，总是对于越上层，越是自己身边的人，信任的程度越高。却没有预料到这些人实际上有着比常人更为薄弱的弱点。这样，他们的“掩盖”行动从一开始，就是在一个火药堆上进行的。他们安全的唯一希望，就是通向这个火药堆的每一条引线都被掐断。

    可是，火药引线已经从几个方向被点着了。

    首先是，“水门案件”已经被联邦调查局盯上的那几个涉案者，已经被大陪审团批准由检察官起诉。“水门事件”要正式开庭审理了。也就是说，美国政府的司法分支在这个案子上的作用，正式启动了。

    负责这个案子的法官名叫西里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