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属并不是因为失去亲人而为自己索赔。这项索赔的含义，是家属为死者本人索赔，为他死去时所受到的痛苦索赔。法律规定，这项索赔要求只有继承人才有权提出。高德曼未婚，所以，他的生身父母依法可以替他索赔。索赔成立之后，根据继承法，这笔赔给死者的钱才由他的生身父母继承。在法律上，这种赔偿是没有上限的，痛苦是无价的。

    而妮可的情况是不同的。她离婚并且有孩子，按照法律规定，只有年幼孩子的监护人才有权替孩子为他们的母亲索赔。现在，由于妮可的父母已经失去对孩子的监护权，也就同时失去了这项索赔的权利。孩子的监护权现在是在辛普森手里，他当然不会提出代表自己的孩子向自己索赔的要求。

    因此，这一项索赔告诉，两个家庭中只有高德曼家庭有份。因此，他们当场获得了八百五十万美元的赔款。而妮可的父母是得不到这笔赔款的。死者高德曼的生身父母已经离异，因此，已经再婚的老高德曼必须和他的前妻分这笔赔款。

    另一项告诉是辛普森对死者恶意进行身体攻击。这一项告诉成立的话，死者家属可以要求惩罚性赔款。这个“家属”的定义已经超出了“继承人”的范围。所以，这项起诉是两个家庭都有份的。一般来说，这项赔偿的金额不应该超出被告的能力范围。所以，这项赔偿不是在宣判那天决定的。陪审团还必须在此后听取诉讼双方对于被告财产的估计。

    所以，在宣判之后，又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听证，主要就是对于辛普森财产的估算。对此，双方的估算相差非常大。辛普森的律师宣称，辛普森在接连三场官司（包括他争夺子女抚养权的官司〕打下来之后，早已经债台高筑。而原告律师则连辛普森的现有财产，还加上假定他的名气可以在将来再挣上两千四百万美元。认为他依然是一头“大骆驼”。对此，被告还特地请来了商人作证，证明现在以辛普森为标志的商品已经卖不出去，他的“名气”已经一钱不值。

    但是，最终，陪审团还是以十一票对一票，同意对辛普森进行惩罚性赔款；以十票对两票，同意惩罚性赔款的金额为两个受害者家庭，各得到一千二百五十万美元。

    辛普森的倾家荡产，大概是没有人再表示怀疑的了。新闻媒体曾经在核算之后，认为辛普森此生免于受穷的唯一办法，大概就是携款逃往一个与美国没有引渡关系的国家去了。

    这次的辛普森审判，又一次引起了种族话题。因为，曾经有调查说，比较同情辛普森的是黑人女性，而相对更相信辛普森有罪的，是白人男性。上一次的刑事诉讼，陪审团是以黑人女性为主的，而这一次的民事诉讼，陪审团却恰恰是以白人男性为主的。那么，人们不得不想，这两次截然不同的审判结果，是否和种族因素，甚至和性别因素有关呢？

    记得去年分析辛普森刑事诉讼的时候，我们就谈到过，十二名陪审员的判断，这确实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你确实无法完全排除包括种族性别因素在内的种种因素。但是，我觉得，真正有意义的，还是看这样的判决在绝大多数人看来，是否符合法理。辛普森的两场判决，在美国已经作为法律专业的学生必修的案例。回头想想，辛普森案的典型性，使你几乎觉得它就是为了解释美国法律制度的一个确切注解。

    人们对于两场不同结论的诉讼如果产生疑问的话，那么，问题就是，辛普森到底杀了人没有呢？我们可以先根据这两种不同判定方法的诉讼结果，来看一下，它们各自说明了什么。

    在刑事诉讼的判决中，我们得到的结论是，陪审团认定检方没有提供绝对确信无疑的证据，而被告律师则提供了足够的对证据的疑点。因此，他们根据刑事诉讼判定中，对证据必须“超越合理怀疑”的严格要求，同时，又依据刑事审判的“无罪推定”原则，以全票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