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改变，还是从这个人性基本立场的醒悟和扭转开始的。

    另一方面，就是在有新的州加盟美国的时候，争取它们为自由州，以扩大自由州的力量。这一点从“阿姆斯达”案以前，南北双方已经开始在国会较量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问学于刘宗周。，应该说，北方还是相当有成效的。从1821年的密苏里妥协开始，划定奴隶制不能越过北纬36度30分。此后，每一次有新的州加盟，就算它也在南方，原来也有奴隶制，北方吸取了以往教训，不再愿意轻易牺牲这样一个原则。因此，后来的每一次新州加盟，都会成为南北双方的一场角力，就象疟疾一样地周期性发作。在“阿姆斯达”案发生的时候，，当时的对峙还是相当均衡，但是后来在北方的竭力争取下，南北战争前夜，论州的数目来说，自由州已经比蓄奴州多了很多。尽管有一些自由州的面积很小，但是，国会参议员是每州两名，这是立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而且，我前面已经提到，宪法修正案的建立，最后也是要以“州”为投票的计票单位的。

    即使在逃奴问题上，在北方也在寻求从法律上走通的方法。逃奴问题其实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奴隶从南方逃出来的这一段，这当然是违背当地法律的，然而，这是南方奴隶制本身造成的问题，也是必须随这个制度本身的解决，才能够解决的。而真正困扰北方的是逃奴问题的第二个部分，也就是奴隶逃到北方来之后的那一段。在这一个部分，北方的反奴隶主义者一直在寻求合法地对逃奴进行保护的方式。律师们在持续不断地尝试司法挑战。“阿姆斯达”案，只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案子而已。同时，随着北方反奴隶制的民意基础的扩大，自由州开始有条件逐步制定法律，使北方人可以在自己的地盘上合法地帮助逃奴。当时，引起一大堆矛盾也引起了一场司法大战。联邦和各州出现了不少针锋相对的立法。例如，国会为了平衡矛盾，几次通过“联邦逃奴法”。北方各自由州则纷纷在自己的州里建立“个人自由法”与之对抗。在这些立法中规定州的官员可以不帮助南方来的奴隶主抓逃奴。北方由于逃奴引起的挑战性案件，可谓是层出不穷。这些案子有不少进入最高法院。

    例如，在1842年，就是“阿姆斯达”案结束的第二年，最高法院就又判了一个著名的逃奴案，“摩根案”。你看到这里也许忍不住要问了，美国既然没有户籍制度，流动性又这么大，这逃奴可怎么抓呀？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这也是南方对于逃奴问题特别敏感，对联邦有关逃奴的立法也逼得特别紧的原因。就是因为本来就难抓，如果北方不予配合，甚至协助逃奴的话，那就更没门了。而奴隶的流失，对南方经济是一个打击，对奴隶主则是严重的“财产损失”。所以，在当时应运而生地，出现了一些如私家侦探一样的专业“抓逃奴人”。这个案子，就是由一个叫做普利格的“抓逃奴人”引起的。

    1837年，普利格在宾夕法尼亚州，抓住了一名叫做玛格利特.摩根的女黑奴。她从南方逃到宾夕法尼亚，在那里已经住了相当长的一段日子。天晓得这个普利格是怎么找到她的。然后，普利格就按照1793年的一个联邦逃奴法关系。为韩愈哲学思想的总纲。以华夷相别之论，述贬斥浮，在宾夕法尼亚申请一个押送证明。这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在宪法中牵涉州与州关系的时候，只是确立这样一个原则，就是一个州必须尊重另一个州的法律。当一个州的奴隶跑到另一个州，后者不能随意就对其它州跑来的人解除劳役身份，对方要求时还必须把人交出。可是，这里有一大堆具体问题。例如，出来抓的往往都不是警察而只是平民。那么当一个平民押着另一个平民，在大街上走，这不是绑架吗？这种情况当然会引起沿途警察的干涉。所以，当逃奴案终于开始成为比较普遍的情况，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