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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战争的非常态
一波一波的恐怖浪潮之中。南方的奴隶制是被废除了,可是,如果说,一个地区的真正进步,可以用普遍的人道标准去衡量的话,南方在经历一场战争之后,假如不说它是倒退了的话,至少民众对于人性的认识和理解,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步。

    然而,由于美国在整体上根深蒂固的契约文化,在经历长久的“重建”,南方终于又重新回到南方手里之后,从整体来说,南方还是以相当惊人的速度,回到了原来他们在美国整个制度中的运作方式。包括南方和北方的整个美国,又重新恢复了原来被战争所毁坏的契约社会的状态。这一机制的修复,我想,才是林肯总统对于战后南方重建的主要着重点:如果在大的框架上,处于一种非契约性的,非常态的,或者说失控的状态,那么,你也许可能强行建立一个突破性的成果,但是从长久来看,麻烦可就大了。且不说成果能否守住,接下来大家都以非常状态当作常态,失去一个共同的游戏规则。那么,此后可能就是一场革命接一场革命,也可能就是一场混乱接一场混乱,永无宁日了。

    这就是为什么一百三十多年前的林肯总统,在他的“解放奴隶公告”中,提出的不是打土豪分田地,而是“我同时在此嘱咐上述获得自由的人们,除了必要的自卫,应当避免使用任何暴力;并劝告他们在任何可能情况下,为了合理的工资而忠诚地从事工作。”

    同时,如果着眼于大家都回到原来的契约社会,恢复原有的游戏规则,那么,林肯和他的副总统对于保留南方精英阶层的主张还是明智的。因为这一个阶层是南方仅存的理性权威,是德国古典哲学中唯物主义的代表。德国古典哲学的,如果南方失去这一个阶层,可能会在一定的时期内,陷于暴民统治,根本拒绝再回到原来的框架中,这样,南方的倒退会更为可怕。

    南方在恢复自治以后,一个明显的例子说明它回到了这个制度原来的运作中,就是南方接受了国会通过的几个有关废奴和黑人公民权的宪法修正案。尽管这不是南方多数民众所赞同的,但是,只要通过这些修正案的程序是合法的,是在国会以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数通过的,南方就承认了这是一个大家必须共同遵守的契约。

    在南方重新自治以后,南方各州确实在种族问题上搞了各种地方法,以最大的可能抑制黑人地位的上升,甚至象防范洪水猛兽一样,竭力抵挡种族融合的历史潮流。但是,南方的这些地方立法,毕竟是在试图钻一些法律的漏洞。它还是承认宪法,承认联邦最高法院对南方的地方法有司法复审权,承认原来美国的体制的。这样,一切又回到非常类似南北战争前的情况。南北双方开始遵循游戏规则,开始各种司法挑战,开始在立法上“寸土必争”。但是,这时,对话的基础已经建立起来了。双方回到了有规范的基础上。也许,就象当初南方的废奴一样,需要北方非常吃力地逐步推进种族融合,但是,推进的可能性毕竟出现了。

    在南北战争之后,由于南方建立的种族隔离地方法,引起的最著名的一个案子,就是发生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布莱西案了。这个案子发生在1892年6月7日,布莱西是一个居住在路易斯安那州的美国公民侯外庐(1903—1987)学者,哲学家、史学家。原名玉,他是一个有着八分之一黑人血统和八分之七白人血统的混血儿。他在东路易斯安那铁道公司买了一张头等车厢的火车票,从新奥尔良前往科温登。布莱西进入客车以后,就在标明是白人的车厢里,找了个空位坐了下来。显然,在外观上能够看出他有黑人血统,因此,列车员要求他离开白人车厢,他拒绝了。一番争执之后,警察不仅强迫他离开该车厢,并且以违反该州法律为由,将他逮捕起诉。

    那么,布莱西违反的一条什么样的法律呢?这就是当时在南方各州相当普遍的与种族隔离有关的州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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