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以非理性对付非理性。尽管这一招一开始还频频奏效，但是，这对于一个完全理智健全的英国法律博士，对于一个“非暴力”理论的创导者来说，真是莫大的悲哀。其悲剧性甚至远远超过甘地最终死于自己同胞的暴力暗杀这样一个事实。

    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的成功，也在于他对于美国体制的游戏规则的熟悉。

    然而，假如在一个完全不讲游戏规则的体制下，假如领导“非暴力”运动的领导人，已经明知他领导的“非暴力”运动必然导致对方完全血腥的暴力，在这种情况下，假如他仍然听任事态的发展，甚至推动事态的发展，在可以避免暴力发生的时候不作任何努力，那么，即使“暴力”的使用是对手一方，这样的“非暴力”领袖的作为仍然是可疑的。一个真正的“非暴力”的，以公正和人道为口号的领袖人物，应该以一切手段避免无辜生命的不必要牺牲。

    在1964年的这个“夏季自由计划”里，我总是疑惑有些黑人运动的领袖，已经有了更多的政治效果的考虑。一个原本呼吁公正人道的运动，在这个时候似乎忽视了人道的基础。不仅在于，他们动员上千名热情天真纯洁的大学生投入其中的时候，并没有给予他们年轻的生命以更多的关怀。他们应该知道，这个特定计划面对的并不是一个体制，而是一些在乡下暗处的有暴力倾向的南方极端分子。这比当初挑战长途汽车种族隔离的志愿者的遭遇更危险。因为他们当初有大量记者跟随，双方都是在明处。而在这个计划里，下去的大学生三三两两，他们对极端南方毫无感性认识，就这样一头扎进暗处，根本没有任何保障。

    使我感觉最不舒服的，是在制定这个计划的时候，黑人民权组织甚至考虑到，一旦出现大学生发生危险的时候，如果被害者是一个较上层家庭的孩子的话，就可以在社会上引起更大的影响，更有利于黑人民权运动的推进，更不利于极端南方的固守。于是，他们有意识地到北方的各个著名大学去招募志愿者。因为在那些名校里，有更多的中上层白人家庭的孩子在那里读书。他们这方面的考虑基本上是达到目的的。我下面故事里提到的三个年轻大学生志愿者中，不仅其中两名是白人大学生，而且还有出生于富裕的犹太裔医生家庭的孩子。

    我总是在想，难道在那个年代，在黑人民权运动已经进入胜利的尾声的时刻，就一定有必要让这样一些完全没有南方生活经验的大学生，以这样的方式，立即深入到最危险的地方去吗？在一个急功近利的计划后面，隐藏着策划者本身一些什么样的心理活动呢？

    这是美国书写历史的方法。不论是南北战争也好，不论是一个正面的民权运动也好，任何一个历史行为，总有各种人，从各个角度来对它进行揭示和评判，最终，你可以看到一个历史事件的各个侧面，你了解到的历史是完整的。这个时候，你才可能有各个方面的思考和反思。人们也自此才可能说，真正地吸取了历史教训。人们在回顾历史的时候，肯定一个历史事件的时候，也可以同时指出它的问题。没有一个完美的人物，也没有一个完美的历史运动。

    我只能说，只有这些具有献身精神的大学生们是完美的。他们继承了这个国家的精神主流中最宝贵的东西。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最早的那些一代代前赴后继的反奴隶主义者的精神。他们超越了自己的种族归属，他们是具有人性反省和人道追求的真正的人。

    1964年6月21日，两个白人大学生施维纳和古德曼，和一个黑人大学生恰尼，就这样来到了密西西比州一个小镇。这个南方小镇虽然和著名的大城市“费城”同名，可是，这只是一个密林深处的鸡毛小镇，我还是把它叫作“费镇”吧。这个小镇是内秀巴县的中心。三个北方来的大学生在附近访问了黑人居住区，查看了被人放火烧毁了的黑人教堂，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