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活动中，从来没有下手打击奴隶制。作为一个普通人，林肯是一个富于同情心的人，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毫无疑问，他在道德上痛恨奴隶制。可是他在奴隶制面前保持了沉默，因为政治家不得不寻找成功的机会，那时废奴的时机还不到。林肯出生的肯塔基州，是19世纪前半叶美国国内奴隶买卖的输出基地，肯塔基州的四分之一人口是黑奴，有大批肯塔基黑奴被卖到更需要劳动力的南方。奴隶买卖假如真的刺痛林肯的话，是用不着跑到新奥尔良的。我们在莱克辛顿参观了林肯夫人玛丽·塔德的娘家。塔德家就蓄奴。

    1854年，国会在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道格拉斯的活动下，通过了坎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这个法案取消了1820年在“密苏里妥协案”中规定的北纬36度30分以北不得蓄奴的法律。道格拉斯的理由是，是否允许奴隶制，应该是各个州的人民自己来决定，是“地方自治”，是“民众自决”。

    他打的居然是一张“民主牌”。这个法案不仅激怒了废奴主义者，也使北方大多数不愿意和黑人共处的民众感到忧虑。

    北方的大多数白人并不是激进的废奴主义者，他们不喜欢黑人，甚至讨厌、害怕黑人。根据新的法案，黑奴就可能向北方蔓延，影响北方白人民众的工作和生活。这是美国建国半个多世纪后奴隶制回光返照的时刻。林肯意识到了阻挡奴隶制的责任，他也看到：他的机会来了。1854年8月，林肯第一次在公开演讲中谴责奴隶制。他说：我痛恨奴隶制，因为我确信这种制度是不道德的，是邪恶的。

    从此以后，一直到1860年被选为总统，整整六年时间里，当他面对北方民众的时候，他就一遍一遍地在道德上谴责奴隶制，毫不讳言他痛恨奴隶制；而当他面对南方民众的时候，他苦口婆心地解释，他并不主张废奴，废不废应该是各州自己的事情，他主张的是：不能让奴隶制向北方扩散。

    他个人虽然痛恨奴隶制，但是他主张让奴隶制自然死亡。

    1858年7月10日在芝加哥——北方废奴主义的大本营，林肯发表演讲：

    让我们抛弃不同人种之说，不同种族之说，某种族更为低级故而必须置于一种低级地位，诸如此类的无稽之谈。让我们抛弃所有这一类的东西，让我们在这块土地上，团结如一人，直到我们能够再一次站起来宣布，所有的人生而平等。

    两个月后的9月18日，在南方查尔斯顿——蓄奴主义者的大本营，林肯发表演说：

    我必须说，我不是，也从来没有，主张以任何方式实行白人和黑人种族的社会及政治平等；我不是，也从来没有，主张让黑人也有选举权，也能当陪审员，也能担任公职，也能和白人通婚。

    这两场演讲，都赢得了听众的热烈鼓掌。什么是林肯的心里话？哪个林肯是真正的林肯？这样的问题，只有在古典共和政治下，才是有意义的。在现代民主政治下，这个问题失去了操作意义。政治家既有用自己的理念和道德良心引导民众的责任，更有追随民意，笼络民意，塑造民意的需要。

    事实上，你已经不可能有把握地知道，什么时候他是一个基于原则和道德说话的政治家，什么时候他是一个权衡利弊说话的政客了。着名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德认为，这是寻求民众选票支持的职业政治家的正常表现。当然，即便如此，政治运作的这两个部分如何侧重，是否有一定的原则，依然能够看出一个优秀的现代政治家和政客之间的区别。

    和道格拉斯进行的七次着名的辩论，表现出了林肯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智慧。道格拉斯为奴隶制辩护，辩护的不是奴隶制的道德，而是民众的财产权，是地方自治和民众自决，是州权。毕竟是民主时代了，道格拉斯是在向民众呼吁，可他是向一个单一阵营发出诉求。林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