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文字，它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的3000年前的产物。

    今天已经不难区分哪些是形声词，哪些是示意词和限定词，而这是理解象形文字的第一步。今天我们看到有的词从右向左读，有的从左向右读，有的又从上向下读时，已经不以为怪了。意大利的罗塞里尼、荷兰的利曼斯、法国的德?路捷、德国的莱普西亚斯和布鲁格施等学者都陆续有所发现。运到欧洲的古纸草文献数以万计，后来的专家们已经能够顺利地阅读那些来自陵墓、碑石和寺庙的长篇累牍的铭文了。商博良死后(1836—1841年)，他的《埃及语法》在巴黎出版，接着先后出版了后人编纂的第一部埃文词典和《注释》、《碑文》等书。这些加上继续研究的成果，使得后来的埃及学家们不仅能读，而且能写埃及古文了。希德纳姆的水晶宫有一座埃及厅，里面就用象形文字镌刻着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丈夫阿尔弗莱德亲王的名字。柏林埃及博物馆的庭院的献词也是用埃及古文写的。莱普西亚斯在埃及吉萨的一座金字塔上竖了一块碑，用古文在上面写了他的那次远征的赞助者腓特烈?威廉四世的名字。

    埋头书斋的学者往往弄不到第一手资料来证实自己的理论。有的地方神游数十年之久，却没有机会亲自去看一看。

    商博良在理论上成就非凡，却没有实地发掘过古文物。然而他到底还亲自到了埃及，使自己的书斋理论得到了现实的验证。商博良从青年时代就研究古埃及的历史和地形，多年来，尽管资料缺乏，他仍考证了许多古雕像和铭文的制作时间和地点，每当这时他的脑中就出现一串串的逼想。商博良来到埃及，就像一位动物学家用骨路和化石复原了恐龙的身躯以后，又突然回到自理纪站在活恐龙的面前。

    ■胜利的进军商博良率领远征队从1828年7月到1829年12月游历埃及，这是一次胜利的进军。这时除法国官方以外，埃及的人们都早巳忘记商博良还有过“叛国”的罪名。当地居民成群地跑来看望这位“看得懂古代石碑的人”。商博良受到埃及人的热情欢迎，使远征队大受感动，他们为格里戈省省长穆罕默德?贝依唱起马赛曲和《彼第奇的猎舍》中的自由之歌。但这些法国人在兴高采烈之余也做了一些实际工作：商博良接二连三地有所发现，他的许多想法到处得到证实。对于曼菲斯的古建筑遗迹，他一看就能识别它们的建造时代。他在里特?拉伊纳发现两座寺庙和一处古墓，在萨卡拉发现古代王族的姓氏昂诺斯时，他立即断定这是最早期的埃及王族。几年以后马利耶特(法国埃及学家，1821年—1881年)在萨卡拉考古得到重大的收获。

    在这6年以前，商博良提出一种设想，为此遭到整个埃及委员会的嘲笑，这种设想现在证明是对的，这使商搏良非常高兴：在远征队的船只停泊的丹德拉口岸上，有一座经过历代帝王修建的庙宇。中古王国的第十二王朝修过丹德拉寺，托特米斯三世、新王国的雄主拉美西斯和他的继承者也派人修过，另外还有托勒密王朝和后来的罗马征服者奥古斯都和内耳瓦，最后是多米蒂安和图拉扬修建了寺门和围墙。

    l799年5月25日，拿破仑的军队经过艰苦的行军抵达丹德拉，看到这片雄伟的遗迹时，全军都为之惊奇不已。德赛将军率领全师追击玛穆鲁克，在这里竟暂时停止行进，以便观赏古帝王留下的这些豪华的建筑。商博良在事先早已通过文献、图片和镌刻的复制品而对这个古迹了解得十分详尽，现在他终于身临其境了。那是一个满月当空的、晴朗的、埃及的夜晚。

    远征队的15名队员央求队长批准他们上岸。商博良见阻拦不住，便率领大家径入寺内，“当时假如埃及人看到我们，”他写道，“会把我们当成贝都因人，而欧洲人可能以为我们是一群武装的卡尔特会僧侣。”

    参加这次游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