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弗朗索瓦·勒维尔（以下简称让-弗朗索瓦）——我认为我们必须强调的第一件事，这就是你和我都未曾有过写这本书的想法。这本书是一些出版者提议我们写的。他们了解你的经历和我们的亲属关系，认为我们对照交流各自的观点，将会是有趣的。因此我要确切说明的是，原先，你曾在生物学方面从事过一些杰出的高等科学研究；你曾是弗朗索瓦·雅科布①的学生之一；你曾作为研究员在巴斯德学院工作过多年；你曾在巴黎理工学院，面对包括弗朗索瓦·雅科布和其他著名生物学家在内的评审委员会，进行博士论文答辩，这篇论文使你获得了理学博士学位和按惯例“非常中肯”的评语。因此，对于我们将要进行的系列谈话的兴趣就与这样的事实有关，即你这样一个人，接受了欧洲的、也就是西方的最高水平的科学教育，随后，或者是同时，转向了佛教这种起源于东方的哲学，或者说是这种宗教。确切地说，你转向它，既不是为了从中找到一种生存的补充，也不是为一种将按西方的标准正常地进行下去的生涯找一种精神添加物，而是，放弃这个生涯，完全投身于佛教实践中。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时候，为什么，在你的心中开始萌生这个决定？”

    ①生于一九二○年，法国医生及生物化学家，于一九六五年与安德烈·洛夫（Andre Lwoff）、雅克·莫诺（Jacques Monod）同获诺贝尔医学奖。

    马蒂厄·里卡尔（以下简称马蒂厄）——我曾经有过的科学生涯乃是对于发现的一种热情的结果。我在这之后所做的一切，丝毫也不构成对于科学研究的否决——科学研究，从很多方面来说，是令人欣喜的——而是验证的结果，即验证科学研究不能够解决生存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科学，尽管本身是非常有趣的，并不足以给予我的生命以一种意义。我终于将我所体验的研究视为一种在细微事物上的无穷弥散，我考虑再也不能将我的生命完全贡献给它。

    同时，这一变化也产生于一种日益增长的对于精神生活的兴趣。起初，这种兴趣在我心中并没有清晰地得到表明，因为我接受的是完全世俗的教育，从没有进行过基督教的实践。但是，当我进入一座教堂，或是遇到一位教土时，我感受到一种从外部而来的敬畏。但我对于宗教本身是全然无知的。

    再说，在青年时期，我读了一些关于各种精神传统的著作。有关于基督教、印度教、苏菲教义的，但恰恰很少有关于佛教的。因为在那个时期，在六十年代，只有很少的真实可信的佛经译本。当时存在的那些论著和译本以西方在上个世纪理解佛教时所用的畸形方式，笨拙地产生反响，即认为佛教是一种鼓吹对世界无所谓的虚无主义哲学。通过我的舅父航海家雅克—伊夫·勒图穆兰，我又发现了勒内·盖农①的著作。这一切引发并滋养了一种对于精神性的理智的好奇心，虽然这种好奇心并没有指向什么具体的事物。

    ①生于一八八六年，卒于一九五一年，法国哲学家，对于印度教、道教和伊斯兰教的一些主要的神秘文献进行过深人的研究。著有《东方形而上学》等书。

    让-弗朗索瓦——我打断你一下，请你就勒内·盖农的著作作一点详细的说明。这是一位法国作家，他主要就哪些东方哲学写过著作？我当时读过他的书，但我对他的作品的记忆不确切。

    马蒂厄——他就关于东方和西方的精神传统，关于所有的形而上学传统的基本一致性，写了大约二十本书。主要有《东方和西方》、《现代世界的危机》和《吠檀多所说人与其变异》，他在后一部书中，解释了从人类存在者（eire humain）直到绝对事物门’absolu）或者说是自身内部的神性的实现的演变过程。但这一切当时对我来说，还是非常理智的。

    让-弗朗索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