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蒂厄——你怎么看获得一九三三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伟大物理学家埃尔文·薛定谔（Erwin Schrodinger）的这段话：“科学给予我周围世界的图像是非常欠缺的。它提供了大量的只叙述事实的信息，将我们的一切经验都放置在一个严密的秩序之中，这个秩序固然宏伟，但它对于一切真正接近我们心灵、对我们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事物，则是可怕地缄默。”

    让-弗朗索瓦——我想说这里说的问题是一种平庸。认为在幸福的个体探求中科学没有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这种说法并不很新奇！再说，科学也从来没有宣称要回答这个问题，也许那些人类科学除外。西方的失败，并不是科学。相反，科学正是西方的成功。被提出的问题，乃是想要知道科学是否足够。然而，确实有一个领域，科学在这领域里显然是不够的。西方的失败首先也是西方的非科学文化的失败，尤其是西方哲学的失败。西方的哲学在什么意义上失败了？我们说是在总体上，一直到十七世纪，也就是说一直到笛卡尔和斯宾诺莎，哲学的双重性一如哲学从诞生开始就奉行的那样，是一直存在的。一方面，是科学的属性，或者说是科学目的。然后是另一个属性，即获得智慧，发现上天赋予人类生命，也许还有上天赋予人类生命之外的一种生命的意义。哲学的这种双重属性，我们在笛卡尔那里还可以找到，尽管笛卡尔谈论一种“临时的”道德。但在他那里，哲学依然既是科学又是智慧。然而，这两个方面被引来互相面对着面并相互汇合在一起的最后哲学，则是斯宾诺莎的哲学。在他的哲学里，最后一次展现了这个思想，即至高的认识与哲人的喜悦相等同，哲人由于理解了真实之物是如何运行的，从这番认识本身感受到了幸福，也就是至善（souverain bien）。

    马蒂厄——可是，为什么哲学不再提供生活的样板了？

    让-弗朗索瓦——在最近的三个世纪之中，哲学抛弃了它的智慧功能。它仅局限于认识。但在同时，它也逐渐地被科学本身剥夺了它的科学功能。随着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出现，随着这些科学发展成独立学科，并遵循一些与哲学家的思想方法再无丝毫相同之处的标准，从这个时刻开始，正如康德在中正确地说出的那样，尽管哲学家们几乎没有立即重视，哲学的科学功能已经这样被排除出了它的客体。哲学终究是被它自己的成功杀死了，因为它的目的原来就是要产生这些不同门类的科学。至于另一个特性，智慧的特性，它既包括对正义的追求，也包括对幸福的追求，它在个人方面，也就是对于一种个体智慧的获得方面，也不再受到肯定，而这种个人方面在蒙田或斯宾诺莎的理论中仍是受到重视的。

    马蒂厄——难道这不正是西方的主要问题？

    让-弗朗索瓦——并不一定是，因为在十八世纪，这第二个特性转移到了政治领域里。对正义的获得，对幸福的获得，最终变成了组织一个公正社会的艺术，这个社会旨在通过集体正义而使其每个成员幸福。换一种说法，对于善、正义和幸福的同时追求，最终就是革命，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革命。在这个时刻，哲学的整个道德分支都嵌入了政治制度之中。在十九世纪，我们进入了巨大乌托邦空想的时代，它们想要从头到脚重新建立社会。

    从这种角度出发，哲学的道德功能以从零开始建立一个彻底正义的社会为自己的目的。在这种意义上最初的巨大尝试就是法国大革命，revolution（革命）①一词的现代概念正是在这时候出现。一场革命的发起者们一旦头脑里有了他们认为完美的一种社会模式，就认为拥有了将它强加于人、并且在必要时消灭那些抵制这种意图的人的权利。当布尔什维克革命来给自己提供一种具体的实现时，这就变得更为干脆了。所有这些制度通常都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