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故事都是真实的。尽管我在许多地方离开了严格的史实界线，但本书所有的动物没有一个是虚构的。它们过的是我所描述过的生活，所表现的英雄气概和个性特征比我诉诸笔端的要鲜明得多。

    我相信，那种司空见惯的含混笼统的论述大大损伤了博物学的元气。一篇描述人类风俗习惯长达10页的概述，会取得什么令人满意的效果呢？如果用同样的篇幅来专写某个伟人的一生，收益不是要大得多吗？以下是我描写这些动物时努力遵循的原则：个体的真实个性及其生活图景才是我的主题，而不是漫不经心、充满敌意的人的眼睛所看到的某一类动物的一般情况。

    由于我把一些动物拼凑在一起，上述观点听上去好像与具体的作法自相矛盾，但是，记录的不完整性迫使我不得不这样处理。无论如何，在洛波、宾戈和野马身上，几乎一点也没有背离事实。

    农场主们一清二楚，1889年到1894年间，洛波在喀伦坡地区过着狂放的传奇般的生活，按照他们的准确说法，他死于1894年1月31日。

    1882年至1888年，宾戈是我的爱犬，尽管在此期间，我曾到纽约进行过几次长期访问，关系时有中断，这一点我的马尼托巴省的朋友都会记得的。我的老朋友，坦恩农场的主人，会从文中得悉他的狗到底是怎么死的。

    野马生活在90年代初期，离洛波的时代的不远。这篇故事是一篇严格的纪实文学，除了对他的死亡方式尚存争议。根据某一证据表明，他第一次被赶进畜栏时扭断了脖子。“老火鸡爪印”现在何处，不得而知，因此无法向他请教，加以断定。

    从某种意义上说，巫利是两条狗的混合体；他们都是杂种狗，带有大牧羊犬的血统，被培养成了牧羊狗。《巫利》的前半部分是一篇实录，至于那条狗后来的事，人们只知道他变成了一个凶残狡诈、杀羊成性的凶手。故事后半部分的细节实际上是根据另外一只狗写的。那是一只黄狗，与前一只相类似，他长期过着两面派的生活：白天是只忠实的牧羊犬，夜里便成了嗜血好杀、大逆不道的怪物。这样的事情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么罕见。自从着笔写这些故事以来，我就听说了另一只过着双重生活的牧羊犬，他凶残地虐杀附近的小狗，把这种登峰造极的暴行当成他夜间的一项娱乐活动。待主人发现了他的行径时，他已杀死了20条狗，把他们统统藏在一个沙坑里。他死的情况和巫利一模一样。

    红毛领曾生活在多伦多北部的顿河谷地，我的很多同伴都记得他。他于1889年在宝塔山和法兰克堡之间的地方被害，我隐去了凶手的名字，因为我想揭露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某个人的行为。

    银斑、豁豁耳和雌狐都是根据真实的动物塑造的。虽然我把他们同类中不止一个动物的冒险经历都集中到他们身上，但他们的传记中的每一件事都来源于生活。

    这些故事都是真的，这一事实就可以说明为什么书中所有的故事都是悲剧。野生动物的一生总是以悲剧告终。

    这样一本故事集自然要暗示一个共同的思想——上一世纪会被称作道德寓意。毫无疑问，每个人都会找到一个自己中意的寓意，但我希望一些人会从中发现，一种同《圣经》一样古老的寓意表现得十分突出：我们和动物同属一个家族。人类所具有的东西动物不会一点没有，动物所具有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也为人类所分享。

    既然动物都是有情有欲的生灵，只不过同我们在程度上有所差异而已，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地应有他们的权利。这一事实白人世界才开始认识到，但是佛教徒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加以强调了。

    本书由我的妻子格雷斯·加勒廷·汤普森整理成册。虽然全书自始至终由我执笔，但是封面、扉页的设计以及总体编排主要是她的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