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文艺复兴之前是一回事，文艺复兴之後是一回事；启蒙主义之前是一回事，启蒙主义之後又是一回事。然後你也相信过，什麽叫中国，什麽叫中国国情，就是专制，两千年的专制。你用自己的脑子研究一下中国历史就发现，咦，这也是一个半真半假的陈述。中国是专制的吗？朱元璋之前的中国跟朱元璋之後的中国不是一回事的；雍正乾隆之前的中国，跟雍正乾隆之後的中国又不是一回事的，那麽你说「中国两千年专制」指的是那一段呢？这样的一个斩钉截铁的陈述有什麽意义呢？自己进入历史之後，你纳闷：为什麽这个社会给了你那麽多半真半假的「真理」，而且不告诉你他们是半真半假的东西？

    对历史的探索势必要迫使你回头去重读原典，用你现在比较成熟的、参考系比较广阔的眼光。重读原典使我对自己变得苛刻起来。有一个大陆作家在欧洲哪一个国家的餐厅吃饭，一群朋友高高兴兴地吃饭，喝了酒，拍拍屁股就走了。离开餐馆很远了，服务生追出来说：「对不起，你们忘了付帐。」作家就写了一篇文章大大地赞美欧洲人民族性多麽的淳厚，没有人怀疑他们是故意白吃的。要是在咱们中国的话，吃饭忘了付钱人家可能要拿着菜刀出来追你的。（笑）

    我写了篇文章带点反驳的意思，就是说，对不起，这可不是民族性、道德水平或文差异的问题。这恐怕根本还是一个经济问题。比如说如果作家去的欧洲正好是二次大战後粮食严重不足的德国，德国待者恐怕也要拿着菜刀追出来的。这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而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体制结构的问题。

    写了那篇文章之後，我洋洋得意觉得自己很有见解。好了，有一天重读原典的时候，翻到一个畅销作家两千多年前写的文章，让我差点从椅子上一跤摔下来。我发现，我的「了不起」的见解，人家两千年前就写过了，而且写得比我还好。这个人是谁呢？（投影打出《五蠹篇》）

    韩非子要解释的是：我们中国人老是赞美尧舜禅让是一个多麽道德高尚的一个事情，但是尧舜「王天下」的时候，他们住的是茅屋，他们穿的是粗布衣服，他们吃的东西也很差，也就是说，他们的享受跟最低级的人的享受是差不多的。然後禹当国王的时候他的劳苦跟「臣虏之劳」也差不多。所以尧舜禹做政治领导人的时候，他们的待遇跟享受和最底层的老百姓差别不大，「以是言之」，那个时候他们很容易禅让，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能享受的东西很少，放弃了也没有什麽了不起。（笑声）但是「今之县令」，在今天的体制里，仅只是一个县令，跟老百姓比起来，他享受的权力非常大。用二十世纪的语言来说，他有种种「官本位」所赋以的特权，他有终身俸、住房优惠、出国考察金、医疗保险……因为权力带来的利益太大了，而且整个家族都要享受这个好处，谁肯让呢？「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也」，原因，不是道德，不是文化，不是民族性，是什麽呢？「薄厚之实异也」，实际利益，经济问题，体制结构，造成今天完全不一样的行为。

    看了韩非子的《五蠹篇》之後，我在想，算了，两千年之後你还在写一样的东西，而且自以为见解独到。你，太可笑，太不懂自己的位置了。

    这种衡量自己的「苛刻」，我认为其实应该是一个基本条件。我们不可能知道所有前人走过的路，但是对於过去的路有所认识，至少是一个追求。讲到这里我想起艾略特很有名的一篇文学评论，谈个人才气与传统，强调的也是：每一个个人创作成就必须放在文学谱系里去评断才有意义。谱系，就是历史。然而这个标准对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毋宁是困难的，因为长期政治动汤与分裂造成文化的严重断层，我们离我们的原典，我们的谱系，我们的历史，非常、非常遥远。

    文学、哲学跟史学。文学让你看见水里白杨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