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英语系教师排演莎士比亚的《奥赛罗》，但显然他并没有读过甚至听过《奥赛罗》的剧情，甚至也不知道奥赛罗是剧中的男主人公，是个摩尔人。于是他说“有女教师演奥赛罗之后，自己就天天照镜子，想象自己长得和奥赛罗一样漂亮”。结果自然引起哗然。除此之外，与X书记同时来校的一位主任，中年尚未婚娶，于是在找年轻女教师谈思想时就流露出爱慕之意。此事传出也引起教师们的极大反感。一个高等学府变成了层出不穷的滑稽戏的舞台。

    所有这一切导致了在外交部派工作组进驻学校开展“社教运动”后，教师们纷纷批评校党委的结果。当时的工作组组长是曾任驻老挝大使的刘春同志。他在动员报告中明确说这场运动主要是为学校领导整风，他要求全体党员要本着对党负责的精神，敞开思想给领导提意见，并且说不论意见多么尖锐，领导今后都不得打击报复，否则“党纪国法”不容。

    于是，英语系教师党支部首先向院领导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尤其是我所在的党小组的十多位年轻党员，每天在会上都慷慨激昂，希望院领导改掉那些浮夸的作风，认真地深入到外语教学中去，提高教学质量才是高校任务所在。

    我们谁也料想不到一年之后，我们所提的每一条意见都变成了我们“秉承黑帮旨意向党疯狂进攻”的“罪证”。万想不到我们当时的坦率竟断送了吴璞的性命，也影响了其他很多人后来的前途与事业。

    “社教运动”结束不久，转眼已进入1966年。我的记忆中好像那年的春天风沙很多，空气中总有一种浮躁的因子在游荡，令人揣测不安。5月下旬，党内终于传达了中央的“五?一

    六通知”。虽然我们作为基层的党员搞不清楚下一步究竟会发生什么事，但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却是再明显不过的了。表面上仍是宁静的校园此刻在紧张地等待着这即将到来的风暴。这风暴并没有多久就以排山倒海之势来到了。报纸开始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势头越来越猛。名义上是一场文化的争论，任何人都看得出其实是一场来势凶猛的政治斗争。接下来，是红卫兵的“扫四旧”。那时的口号是“摧枯拉朽”，那倒真正地是把一切传统的生活彻底地连根拔了。全社会陷入了混乱与恐怖。我那时不放心家中的两老，每天骑车回家。有一天早上在返回学校的半路上无端地被巡街的红卫兵叫住，指责我头发太长，裤脚太小，挥舞着手中的剪刀威胁要剪去我的头发和剪开我的裤脚。后来就开始抓人，什么人都抓，干部都成了“黑帮”，旧社会生活过的人都是“特务嫌疑”，爱抓谁就抓谁，爱打谁就打谁。不知道世界上哪一次革命可以与此相比拟，俄国的十月革命还是法国大革命？我看到过成群结队的年轻学生，带着红袖章，挥舞着皮带，把它们一下一下地抽打在人的血肉之躯上；我也看到过他们把一批所谓“黑帮分子”的脸涂成像舞台上的大花脸，头上戴着高帽子，写上各自的“罪名”，胸前挂着大牌子写着自己打×的名字，像一群正在被赶去屠宰场的家畜般地游行示众……

    我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残暴，这种恐怖。内心经受着恐惧和愤怒的煎熬。明知这一切是多么地灭绝人性，却不能说一句自己的心里话，还要虚伪地称颂这是“革命小将造反有理”。这时，住在我隔壁宿舍的英语系青年教师王世芬被吓得犯起精神病。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很大，竟然促使我冒着危险给毛主席写了第一封上诉书。

    那大约是在6月中下旬，学校已开始贴各种大字报。当时的外交部派了一个工作组在领导运动，学生们的大字报多半针对过去北京市委领导时期的干部以及一部分教师。那天中午，我去食堂吃饭，见到我隔壁房间的王世芬从食堂打了饭菜端回宿舍。我见她神色异常木讷，手中的碗倾斜着，菜汤不住地往外流。我提醒她，她却似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