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伸手就把那毛巾掀开，露出了下面那些吃了一半的罐头。我们大笑说：“你的鼻子真灵！”孙泽福开玩笑说：“我在我屋子里就闻到了，这里有香味，所以找来了。”于是，“宴会”继续进行。我们同孙泽福即使到最后，也保持了良好的友谊。

    真正要离开了，这点点滴滴的往事全部涌上心头，就连那小屋被水淹也成了值得回忆的往事。风风雨雨的“文化大革命”高潮年月，能闯过来是多么不易啊！十八年中，外国语学院这一块外国语言耕耘的园地，毕竟留给我太多太多的记忆了……

    1953年，我中学毕业。原来是要报考清华水利和建筑系的，但是在填写报考志愿前，学校领导找我去说，朝鲜战争告诉我们帝国主义还要制造战争，因此我们要时刻准备。战争需

    要外语干部，所以组织上希望我报考北京外国语学院。这个学校虽然没有北大、清华的名声，也不叫“大学”，但它是从延安老区迁来的，是一所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从这一年开始列入北京高等学校招生。

    尽管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学外语，但党的需要就是命令！我毫不犹豫地把第一志愿改为北京外国语学院。后来知道，当时的外国语学院是属“保密”招生范围。早在高考之前，它就派出人事干部到全国几个大城市的一些中学去挑选学生了。所以我们后来参加入学考试其实不过是走一个形式。内部名单早已定了。当时，从我所在的女十二中（其前身为美国教会办的贝满女中）大概一共挑选了五个学生。

    报到那天，学校派车子从东华门把北京录取的学生接到学校，我和其他新生被直接送到宿舍。那天下午的一切似乎还历历在目。我想我们所有人都被这所被称之为“高等院校”的简陋惊呆了。当时的学校设在靠近颐和园的华北革命大学旁边。那里没有北京大学湖光塔影、曲径通幽的校园，也没有清华大学各个系配套齐全的教室楼。北京外国语学院设在袁世凯当年的兵营里。那灰色陈旧的二层砖瓦楼里，没有像样的房间，看起来更像个大仓库。我们被带到我们的宿舍，那是一间足有一百平米大的空间，粗糙的水泥地，粗糙的墙，里面放了许多双层的十分粗糙的木制大架子，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就是我们的床铺！我即使对革命的艰苦有所思想准备，但是对这样一个被称之为高等学校的校舍实在难以接受。它粉碎了我对“上大学”这样一个向往已久的梦想，我难以想象，二十多个大学生怎么能睡在这大仓库里？盥洗室就在一进楼门的走廊的左边。在那长长的屋里，有好几排水泥抹的水槽，一大排水龙头。这一层楼面的学生不分男女都使用同一个盥洗室。最令人止步的是那两间厕所，就设在盥洗室里间，一间男一间女，要非常小心才不会开错那简易门。

    我记得当我们被告知，那大仓库是我们的宿舍，那木头大架子是我们的床铺时，有的上海来的女学生当时就哭起来，哽咽地说上当了，她是来上大学的，怎么会跑到这种“蹩脚”地方来。

    学校可能预见到我们会有思想波动，所以采取了打篮球“人盯人”的办法，派了许多老同学来做我们的思想工作，讲学校的革命传统。“木已成舟”，我们再不情愿也只好在那木架子里安身了。可是到开晚餐时又出了新的问题。我们等待着老同学带我们去学校的饭厅用餐。但结果是，我们被带到伙房外面的一块空地，每个人发给一套碗筷和一个粗麻绳穿的小马扎。老同学说，学校没有大饭厅，取了饭就在这露天的空地上坐在自己的小马扎上吃饭。我们这批学生来自北京、上海、天津三个大城市，没有农村来的，而且大多数人的家庭条件比较优裕。我们难以想象一天三顿饭要坐在马扎上在“露天大食堂”吃。所以众人哗然，说这哪里是个大学，简直是劳改所。

    大学也罢，劳改所也罢，这就是我们的大学。不论它开始时让我们多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