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又实在举棋不定。我办完离婚的当天只告诉了一个人，就是我在外交部的好友唐叶文。关于小唐，我忍不住要多写几句，因为她是我在外交部十年认识的众多人中最诚挚、最善良也最不幸的一个。我欠了她很多的情，恐怕今生也难还清。特别是后来她因为受我牵连挨了不少整，我无法偿还这笔债。1984年她的丈夫，当时也在外交部工作的老方又不幸患癌症去世，她那一段的日子是凄苦的，而我又无法给她以安慰。在我1971年入部时，尽管我在外语学院已是出了名的人物，但到了外交部却是从科员做起。小唐当时是我的副处长。后来我升了副处长，小唐升了处长，仍是我的上级。再后来，我升了副司长，小唐却还是处长，变成了我的下级。在外交部的环境中，这种升迁变化往往会形成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何况小唐是1952年就入部了，比我早二十年！然而，她却丝毫不在意，不是虚假的，是真诚的。在名单尚未宣布时，她就说：“你可能要升到司里去做领导了。开会征求意见时，我很赞成。你好好干吧，我会配合你的！”我说你在部里资格比我老多了，这样安排对你恐怕不合适。她说你能力强，外语好，这没有什么不合适的。以后，我们的合作极其融洽，从未发生过矛盾。我也从来都把她当做知己，任何个人的事和想法都和她谈。万万没有想到这种真诚的友谊后来竟使她蒙不白之冤，一直受到株连。因为她后来还留在部里，为了不使她的处境困难，我们虽在同一城市，我都几乎从不与她联系。凡是遇到熟朋友时，我必定要打听小唐近况。现在小唐也近六十，快退休了。我想今天我插了这一段回忆已不会再给她增添麻烦。

    正因为我和小唐的友谊，因此从纽约回来后不久，我就把发生在冠华和我之间的一切都告诉了她。小唐和老方从一开始就极力支持我们。他们认为冠华和我是难得相配的一对，年龄的差异不会是我们的障碍。就在我告诉小唐我已办完离婚手续的第二天，我刚从食堂吃完饭出来，小唐神秘地拉我到办公室走廊，对我说：“你们那位老爷知道你办完手续，高兴得快疯了！”我说我谁都没有说，是谁去告诉他的。小唐说那天上午，老方陪冠华见外宾，是在当时外交部楼梯上那间最大的部长会客室。送走外宾后，老方走到冠华身边，悄悄地把这消息告诉了他。老方中午在食堂和小唐一起午餐时告诉小唐，冠华听后先是一愣，问为什么我不告诉他。老方说我可能要等情绪稳定一些就会告诉他的。接下去，冠华突然从沙发里站起来，快步走到窗前。那天外面正在下着一场春雪，纷纷扬扬的雪花从天而降，在窗外形成了一片白色的雾。冠华猛地推开窗户，用他那诗人的激情大声呼唤：“多美啊！这雪，多纯洁啊！”春寒料峭，一股寒气夹带着片片雪花冲进温暖的会客室。当时还留在屋里陪见的同志惊异地看着冠华，莫名其妙地缩起颈脖陪他在寒风中站着。只有老方懂得冠华此时此刻心中洋溢的感情波澜。

    当天晚上，冠华突然在一个宴会之后来看我。我不想惊动父亲，请他进了南房父亲的小书房。冠华什么都没有说就把我搂在他怀中，这是我们第一次那样亲近。我默默地流泪，他轻轻地说：“什么也别说了，我们现在只要想未来。”就在这同一天深夜，实际是第二天凌晨，急促的门铃声把我惊醒。毛主席也听到了我办完离婚手续的消息，派人送来了一筐红苹果，是金日成首相送给毛主席的。来人说主席祝贺我自己解放自己了。我激动得不能自己，那天晚上我真正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有着毛主席慈父般的关怀，又有着冠华给我的真情，过去那一切少年时代的孤独，青年时代的彷徨以及感情的失落此时此刻都得到了补偿。我把主席送来的大红苹果抱在怀里，苹果不仅硕大而且红得特别紫艳光亮，发出一种诱人的香味。我抚摸着那苹果犹如抚摸着我对未来的梦想。很久很久，我才带着那个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