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我抬头望望那佝偻的背影，心里不禁产生一丝同情。此时，我的身后又压了几个上楼的人，像达成无言的默契一般都静静地跟在后面。一直走到三楼部长们办公的那层楼时，冠华略略回过头来，见后面压了一串人，他大概是带有歉意，抬手向大家致意，勉强笑了一下，但气喘吁吁，神态苍凉。接着他转身慢慢地向自己的办公室去了。这是我到部里之后第一次见到他，我不禁想起那次文具店的偶遇。他苍老了这么多，真是令人感慨！

    再后来，我和冠华开始了最初阶段的接触。从现象看那是一段我们性格的冲撞阶段。我一个小科员竟多次顶撞外交部的第二把手领导，这在大机关里是很难容忍的。但我当时刚刚离开学校，确实很不习惯官气很重的政府部门中下级对上级唯唯诺诺的风气。奇怪的是，对于冠华和我来说，这种冲撞恰恰使我们超越了等级的悬殊，年龄的差距，达到了一种共鸣，迸发了初始的朦胧的感情。最初发生的一件使冠华很生气的事是我没有按我父亲的嘱咐把他的著作《柳文指要》送给他。1971年秋，父亲的这部巨著冲破了康生的重重阻挠，在毛主席的亲自关怀下终于出版了。在全书著作的过程中，毛主席逐字逐句作了校阅、修正。父亲对他晚年能见到《柳文》问世十分兴奋。他亲笔题字赠送各方朋友，其中有两册送给冠华和姬鹏飞同志。因为我在部里工作，父亲就嘱咐我把这两套书送到他们两位部长那里。我把书拿到办公室后不觉犹豫起来。那时我已入部半年，对部里那些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和议论他人的习气已有所见所闻。我想如果我把这两部书送给姬、乔两位外交部的最高领导，难免有人会在背后交头接耳，说这是“用她爸爸的书走上层路线”。于是，我叹口气，把父亲的书暂时放在办公室柜子里，等到适当时机再说。岂料日子一长就淡忘了。几个月之后，父亲患感冒住在北京医院。正逢张奚若先生也住院。张奚若是外交学会会长，冠华是副会长。一日，冠华去探望张奚老，言谈中得知父亲也在住院。冠华与父亲早已相识。1949年第一次政协会议前，当时的香港地下党分批组织民主人士回北京参加政协会议及开国大典，父亲的那一批正是冠华带队乘苏联轮船经大连到天津再抵北京。一路上他们已很熟悉。解放后他们也常在一起开会。因此当冠华得知父亲住院，就在辞别张奚老之后到父亲病房探望。闲谈之中，父亲问冠华翻阅了他赠送的《柳文指要》没有。冠华愕然，不知父亲所指为何著作。父亲也奇怪，为何冠华未收到赠书。后来，想必冠华对他秘书发了火，因为第二天上午程秘书打电话给我时，语气是很僵硬的。

    程秘书问我：“章含之同志，你父亲是否要你送过一套他的著作给乔部长？”

    我答：“是有这事。”

    程问：“书在哪儿？”

    我说：“在我这儿的柜子里。”

    程又问：“这么长时间你为什么不送给乔部长？”

    我不知如何回答，搪塞说：“没机会。”

    程秘书最后很认真严肃地对我说：“请你立刻把书送给乔部长或者送到我这里。以后有这样的事希望你不要耽搁这么久。乔部长很不高兴。他还以为你把书交给我了。”接着，他又改变主意说：“算了，我马上上来拿，你别走开。”

    见到程秘书时，我请他把另一部书顺便带交姬部长。程秘书问我要不要“去见见乔部长，直接把书送给他”。我说不必了，我没有别的话要对乔部长说，他在医院里见到我父亲了。

    我猜想程秘书把我这种对部长不大在乎的态度报告了冠华。后来，当我们很熟悉之后，有一次程秘书告诉我冠华那次的确很生气。他从父亲病房出来后回到部里去了。一到办公室就把程秘书叫去。

    冠华阴沉着脸问他：“章行老有一套书送我的，为什么你不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