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朦胧，那样忧郁，很容易勾起人内心的伤感。在这幽暗的灯光下，我看见冠华独坐在长沙发的一端。此时的他似乎除去了一切的戒备，显得疲惫、忧伤。他静静地坐着，似在沉思，似在幻想，又可能是在回忆。我突然从心底产生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忧伤。冠华也不急于问我有什么事，他似乎还未从那梦境中走出来。他指指桌灯边的小沙发，说：“坐吧！”我坐下，递给他我整理的记录，轻声地说等他看完了我再来拿。他把记录随手放在沙发上，却慢慢地对我说：“不忙，坐一坐吧！”屋内那样静谧，我们谁都不想说话。过了一会儿，冠华慢慢地说：“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你不要放在心上。我很可怜，什么部长不部长，都是空的。我心情不好，你不要生我的气。”他又说：“如果我得罪过谁，你都对他们说我很可怜，不要放在心上，何必呢！”说罢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我被他脸上那无限的惆怅打动了，一种同情、一种理解触动着我。我觉得那作为部长的乔冠华只是他天天必须扮演的角色，此时的乔冠华才是他全部的自我。默默地坐了十来分钟，我说：“我走了。”他点点头。我快到门口时他又叫我回去，说：“桌上那一篮子水果你带走吧，你们大家去吃，再带点回去给在乌鲁木齐等我们的东欧司的几个尝尝。”我说：“谢谢你，不过还是明天走的时候一起带吧。今天也晚了，大家都回屋了。”他说：“也好，我告诉远行（他当时的秘书。）”

    我那晚办完一切事后回到屋里，怎么也无法摆脱冠华客厅里的那个气氛，心里空荡荡的。当时，我和丈夫已经分开三年，我到外交部后对谁都没有说过。但此时此刻我突然想哭，为命运的崎岖，为生活的不公。

    回到乌鲁木齐后，冠华好像仍未摆脱在拉瓦尔品第那天晚上的情绪。他显得平静寡言，总像是在想着什么。晚餐时赛福鼎同志请他吃烤全羊，他似乎很高兴，但过后又出现那种遥远的神情。我的房间正巧在他套间的隔壁，我见他喜欢在走廊里独自散步。我们在乌鲁木齐休息了两天。第二天的上午，冠华提议大家在宾馆院里散步。我们一行十余人跟着他在院中漫步。新疆的8月是很美的，天气比北京凉爽，瓜果特别脆甜。走到一个大花坛前，冠华停下来，那里栽了许多红得发紫的大理花。冠华问新疆陪同的同志：“这花可以摘两朵吗？”一般当然是不允许的，但冠华要摘，新疆的同志自然说可以。冠华真是摘了几朵，我记得当时我们十多人中一共有三个女性，他一人送了一朵，还兴致勃勃地说要照个像。他要我们把花佩在胸前同他一起照像。很久之后，我偶尔翻出这张照片。我问冠华为什么要摘那大理花照像。他说其实他就是想送一朵花给我。他并不知道我当时的生活状况，也说不清是种什么感觉，只是想送我一朵鲜艳的盛开的花。

    一个多月后，在我们准备去纽约出席联合国二十七届大会时，冠华从毛主席那里终于得知我的破裂的婚姻。那是在日本首相田中首次访华后离开北京的那天晚上，记得是9月29日，第二天我们要出发。毛主席召我们去谈田中首相访华的情况，在座的有周总理、廖承志、外交部的姬鹏飞和乔冠华以及我们几个参加中日建交公报工作的翻译。那天，主席对于继中美关系后又打开中日关系非常高兴。他谈笑风生，古今中外，讲了许多话。当场的气氛也十分轻松。我常常想起那段时间主席和周总理的那种融洽关系，那是多么可贵！可惜，那是在乱 的大环境中，因而在和谐的背后已暗藏着阴谋。

    毛主席在讲了许多历史故事之后，不知怎么，话锋一转，直视着我说：“我的章老师，今天我要批评你！你没有出息！”我当时坐在正对主席的一张临时搬来的椅子上，我以为毛主席还在开玩笑，于是笑嘻嘻地说：“我一定接受主席的批评，我这人是没出息！”主席认真地说：“我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