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是中国近代史上有过一番不寻常成就的人物，所以老天也为他的逝世而悲恸！父亲本质上是个很善良的人。他一生曾有多少钱财经过他的手，但他自己却两袖清风。有一次他对周总理说：“我这个人一辈子，既无动产，也无不动产，也是你们无产阶级哩！”而他一生又尽其所能帮助过多少需要帮助的人！记得解放后，靠工资过日子了，母亲限制他接济别人。父亲却总有什么办法从其他阔朋友那里弄点“私房钱”放在写字台抽屉里，有生活拮据的老朋友或要求帮助的年轻人来求助，他总是慷慨解囊。记得报上刊登了父亲去世消息后，有一天来了一位中年人，进门就朝父亲遗像跪下痛哭说：“恩师，我来晚了，没有见您最后一面！”后来，他告诉我，50年代中期，他是个不满二十岁的年轻人。为了寻求深造机会，他从家乡湖南长沙的一个县城不远千里到北京找到父亲。那是三九天气，北京十分寒冷，他却还穿着南方的薄棉衣。父亲不仅见了他，还与他长谈，认为他很有培养前途。最后，父亲不仅资助他的住宿生活费，还把自己的棉袍赠他御寒。后来父亲又写信给当时的教育部长杨秀峰同志推荐这个年轻人上大学。几年后，他学成分配到一个省的社科院从事研究工作。从报上看到父亲逝世的消息后就立即赶来北京，但追悼会已过。

    想到这一件件往事，我站在政协礼堂外的台阶上，望着那倾盆大雨，心头说不出的惆怅。我自出生不久就被生身父母抛弃，士钊（行严）先生抱我回到他的家，从此赋予我这多彩的人生。为什么一直要到他离开人世，我才悔悟到我欠了他许多情！

    我独立一隅，等待暴雨稍缓再下去上车。但正在这时，一辆汽车急驶过来，我当时的那位“通天朋友”从车上下来，急匆匆找到我，说来给我“打招呼”。她说在我离开北京的一周内，外交部可能要出大事。右倾错误是肯定的，乔冠华也肯定要涉及，要受批判。她说要我有思想准备，究竟是站在革命路线一边还是死心塌地跟乔老爷走。我嘴上说谢谢她赶来打招呼，但心里乱成一团麻。这时天上打起响雷，我的生活的基础似乎也被这轰隆隆的雷声震得来回晃动，找不到平衡！

    这天晚上，我非常忙乱，但还是希望能见冠华一面。无奈他也忙，活动完了又去周总理那里开会。我知道那些会总要开到凌晨。我们只通了一个简短的电话，互道珍重。我很想给他也打个招呼，应付可能出现的政治危机。但我怕电话中说不清，反而增加他的压力。再说万一那是吓唬我的，虚惊一场呢！

    7月2日，怀着伤感和忐忑不安的心情，我离京赴广州。因为父亲已病故，原定的直飞香港接他回北京的专机改在香港追悼会和遗体火化之后去广州迎回骨灰。我们一行人在广州过夜，7月3日经深圳罗湖去香港。2日傍晚到达广州后心情坏极了。当时没有程控直拨长途，我挂了号又接不通北京。晚上躺在床上，种种愁绪涌上心头。我实在无法入睡，深夜起来给冠华写信。1973年的上半年，我们之间在难得见面的情况下，虽近在咫尺却只能靠通信传递感情的信息。后来遭到浩劫，抄家，连一些纸片的只字片语都被抄走了，冠华却把我给他的几封信以及一张我的两寸照片小心地贴身珍藏，得以保留下来。可惜的是他的那些才气横溢的书信却从此没有下落。在冠华珍藏的我的信件中，其中一封就是我在1973年7月2日深夜从广州给他写的。信中我说：

    ……

    这次离开你很感不安。也许我把事情看得过重。我不放心你，担心你的身体，也担心你处理不好那些复杂的困难。不过我深信你对党的事业的赤诚之心能使你在复杂的环境中增添智慧和力量。你我之间最大的一致是我们做人都是光明磊落。我想有了这一条，我们就可以永远问心无愧。不管今后生活道路如何曲折，斗争的风暴如何狂烈，风里雨里，我们总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