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交瘁，发高烧住进了北京医院。住院期间，外交部要召开“反击右倾翻案风”动员大会，要求冠华出来主持会议。冠华因病请假，其他两位副部长也生病。最后在动员大会上，有人讽刺说：“外交部不景气，部长们病了好几个。不过今天早上给北京医院打电话问乔部长病情，医院说他今天的体温是36.5℃。”言下之意自然是冠华假装生病，抵制运动。我参加会议后到医院告诉他，他长叹一声说：“随他们去吧！总理不在了，一切都不一样了。”不知为什么我当时联想到1957年，冠华几乎被打成右派，是周总理爱惜人才，把他保下来了。即使这样，到了1958年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周总理处境困难时，冠华还是被定为犯有右倾错误，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以前冠华对我讲到那段时期时曾感慨地说：“那时候真鬼都不上门啊！连带有亲戚关系的也怕沾边，不来了。”我有一种直觉，现在周总理不在了，能像总理那样了解冠华的又有谁呢？“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正紧锣密鼓地在外交部展开，等待着冠华的将是怎样一条铺满荆棘的道路！后来的事实证实了我的不祥预兆。冠华是个从不设防的人，他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叱咤风云，却无法应付政治生活中的阴谋与陷阱，最后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不过当我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时，一切荣辱都已成为过眼云烟，永远留下的是无情的历史和公正的人民在审视着每一个曾在历史上留下足迹的人物的功过。我相信周总理和冠华此时都在天堂，他们都已超脱了人间的烦恼，终于可以毫无顾虑地促膝长谈了。

    总理逝世之后，外交部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在中央各部委中，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外交部大概是发难最早的。如今，周总理已不在人世，冠华一生中足以信赖支持的力量失去了，我们在急风骤雨中飘荡、挣扎，试图渡过又一次的政治危机。身为一部之长，冠华还想竭力保护老干部不至于再次受冲击。但是，冠华和我都缺乏参与当时那种复杂的政治斗

    争和角逐所需的深谋远虑，更不懂得尔虞我诈的手段。我们又极容易感情激动，为情绪所支配做错事情。因而当一场巨大的政治阴谋和陷阱铺设在我们面前时，我们身不由己地陷了进去，这也许是冠华所说的“性格就是命运”吧！这一段往事虽已成历史，但它永远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心头。

    1976年5月下旬开始，一个矛头针对冠华的计谋就一步紧似一步地展开了。当时“四人帮”正是嚣张一时，大权在握。5月下旬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江青、张春桥等人指责冠华在外交部不认真“批邓”，应当对部内“不团结”负责并做检查。我们对这突然的袭击迷惑不解，因为在此之前，毛主席曾多次支持过冠华和我，说外交部的问题是造反派要整一批老干部。虽然，这与当时“批邓”整老干部的全国总形势恰恰背道而驰，但我们以及部内的许多老同志却兴奋不已，天真地以为外交部这一方土地在那场铺天盖地而来的“批邓”、“反右”的运动中可以奇迹般地把“造反派”的威风压下去，保住老干部不受迫害。此时此刻，在迷惑不解的同时，我们意识到，这种奇迹正如海市蜃楼般地突然消失了，外交部终究不是世外桃源。

    从这时开始，冠华的压力与日俱增。6月1日的“成都之行”成为对他发起总攻的一个信号。这年的6月2日，尼泊尔国王访问成都、西藏。我们政府方面的主要负责人以及外交部的冠华和韩念龙副部长都去成都同国王会谈。这时，周总理已去世，邓小平同志蒙难去职，政府有了一位新的领导。出发之前，我们感到不解的第一件事是一反过去周总理、小平同志的习惯，新的领导人不愿意与外交部领导同机赴成都。6月1日凌晨，礼宾司接到通知要外交部人员早上先赴成都。而当我们清晨出发飞抵成都，刚刚到达住所时，省里有关部门来电话通知说领导人的专机也即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