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爱的大好江山和人民！那时候，女儿妞妞已长大成人，开始工作了。她担心我一人孤独无援，邀我去美国探亲。也有朋友劝我索性一走了之，不要再为过去的痛苦付出更多的代价。然而我却坚持留在了这一块土地上。这也许是我们这一代人不可改变的一种执著和追求。不论这片黄土地如何把我青年时代的梦、中年时代的追求揉得粉碎，不论它溶进了我多少痛苦的泪水，我却总是难以割舍！记得1981年的时候，当时的年轻人有一个时髦的话题叫“信仰危机”。有一次，一群年轻人来访，其中一位问冠华：“乔伯伯，你一生廉洁，忠心耿耿，却被整得这么惨，你不对自己的信仰动摇吗？”冠华激动起来，认真地说：“我不是工农出身，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不是因为自身受压迫，而是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十六岁离家，寻求真理，在清华园里，我就开始读马克思的书。后来在德国，我研究康德、黑格尔，研究马克思的学说，最终决定信仰马克思主义。如果我现在对自己的信仰动摇，岂不是我自己把一生的追求都否定了？”

    冠华当时那种虔诚的信念给我的印象极深。他由此而相信一切的不公正都可以在自我的调整中解决。我不愿与他争执，因此我从来没有和他谈过我对理想破灭的感受。我相信我们至少有一个共同点是永存的，那就是对这方土地和生息于此的人民的挚爱。至于对不公正的纠正，1984年蛇口风波之后，我有了自己的想法。这年底，我拜访亦代、安娜。他们是我在北京最可信赖的朋友。我告诉他们，在冠华逝世之时，我曾经下过决心，也在他遗体告别时向他默许过：假若我决定活下去，容我两年时间求得心灵的平衡，然后我将为求得公正而奋

    斗。一年后的此时，我却对亦代说，我想改变这当初所许的愿。作为冠华生前老友，我想听听他的意见。我说我不想为求得一纸公正去耗费我未来几年的精力，因为即使求得一纸又有何用？冠华1958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但是后来当他驰骋在国际风云的舞台上，为中国的外交史增添精彩的一笔时，有谁还会记得这当年的“严重警告”？而当1980年冠华忍受着一生最大的屈辱时，外交部却发来一纸“改正”通知，说1958年的处分是错误的，予以撤销。这是多么大的讽刺！冠华如果还在世，也许争取这一纸公正还有用，因为他渴求有机会施展他的才华。然而，他人已去，一切已成遗恨，这一张纸已不再是他和我所需要的了。冠华一生，无愧无憾，我应当相信历史和人民。我问亦代，我这样对不对，有没有辜负冠华对我的寄托？亦代和安娜对我表示了极深的理解。

    自此，我的心平静下来，专心为冠华修东山的墓。我在《故乡行》里提到过，这墓的每个细节都是我亲自设计的。那平放在地，呈三十度角倾斜的墓碑象征着回归大地与人民，在大地母亲的怀抱里仰望长空和锦绣河山。那黑色的大理石墓碑是我1972年访问斯里兰卡时，参谒前总理班达拉奈克墓时受到的启发。那个墓身是一块巨大的不规则的黑色大理石，周围五根巍然屹立的柱子象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当时我很受震动，觉得有一种浩然正气在空中回荡。我在冠华的墓上用黑色大理石的用意是体现他一生的坚定和刚直。墓身周围的鹅卵石是在见到他在盐城上小学时的那条天天踩过的鹅卵石小巷后想到的，象征着他从这铺满鹅卵石的小巷走向世界。墓后的塔松是冠华告诉我他两次陪同总理、陈老总出席日内瓦会议时最最喜爱的是日内瓦的塔松，他说陈老总也很喜欢。墓前台阶旁的两棵桂花也是他生前钟爱的。他特别赞美桂花那不起眼的小花朵能散发出如此沁人心脾的幽香。他一直希望在我们的院子里栽几枝桂花和一方清竹。可惜那都是江南植物，耐不住北方的严寒。现在我在他墓前栽下了一棵金桂、一棵银桂。每年入秋，冠华在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