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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
些国家,还恶意的将灾害加诸邻国。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其中有一段盟誓,在各种古籍之中记载略有不同,有的是“无曲防”,“毋曲堤”,有的是“毋雍泉”或“无障谷”。到战国期间,这问题加紧,公元前332年,赵国与齐魏作战即曾将黄河河堤决溃以浸淹对方(见诸《史记》)。又《孟子》一书中,提到治水十一次之多。亚圣自己就对白圭说:“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吾子过矣!”足见光是治水一事,中国之中央集权,已无法避免。秦始皇并非不知道这事,他统一和国后碣石颂秦德,自称“决通川防”。他又改名黄河为“德水”,更称秦为“水德之始”,这都是确切的证据。

    季候风与农业的关系,也促使中国在公元前趋向统一。中国农产区的雨量,80%出现于夏季三个月内。季候风由菲律宾海循西北方向吹来,有赖于由新疆方向自西至东的旋风将这气流升高,才能将温度降低,使其中水分凝结为雨。这样一来,下雨或不下雨,全靠两种气流适时适地的聚会。要是它们经常在一处碰头,其地必有水灾;反之即有旱灾。《史记·货殖列传》里说:“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大饥”,已经表现出中国初期农业的艰难。姚善友从《图书集成》及其他资料统计,中国在民国前2270年,有旱灾1392次,水灾1621次,见于官方的报告(此外尚有虫灾,如“蜚”如“螟”,经常见诸《春秋》)。到灾荒时,邻国如不加接济,是为“阻籴”,即可能发生战事。各诸侯可能因婚姻细故,个人恩怨及扩大地盘的野心而动兵戈,参与的人民则更因饥荒所迫而活跃从事。上述的葵丘之会,也有“无遏籴”的彼此保证。《左传》里记载因粮食问题发生的争执其著得有如公元前720年,郑国取温之麦,又取成周之禾。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秦国予以接济。次年秦国发生饥荒,晋国不感恩图报,反而阻籴。因此两国发生战争。叙事的时候,《左传》也提到“天灾流行,国家代有”。这次战争,秦国胜利,俘虏晋候。恰巧次年晋国“又饥”,秦伯再加以接济,并且说:“吾怨其君,而矜其民。”还有很多战事,书中未叙明原因,根据我们现在推想,类似争执必然不少。

    从春秋到战国,上述背景,只能增加国与国间的冲突。根据周朝以前的规定,各国不能随便筑城设防。但这几百年长期扰攘,却大开各国违“礼”筑城之门。有关的邻国,则因对方设防而备感威胁,更要先发制人。凡此种种设施,都增加中央集权的趋向。过去通过贵族的间接管制,像欧洲骑士样的职业军人都成往迹。现今则只有全面动员,履亩征赋。而且大国控制资源愈多,对赈灾恤邻更有效,参附的更多,是以有自然的因素支持兼并。春秋时楚国和随国冲突,一大一小即有“随民馁,楚之赢”的说法,战国的时候,梁惠王语孟子,“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经过如此的措施,他就觉得他的地盘应当扩大,人口应当增多。梁惠王个人的希望没有达到,他的想法却有长期历史上的合理性。

    所以,全面竞争之后,小国无法生存,因而有趋向整个统一的趋势。始皇灭六国的期间,公元前243年“蝗蔽天下”,235年“天下大旱”,前230年和228年均是“大饥”,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嬴政又称自己的功劳为“堕坏城郭”和“夷去险阻”,也就是全国对内不设防,食粮全部流通。这样才能“振救黔首(老百姓),周定四极”。由此看来,再参阅战国以降战事的惨烈,和《孟子》经常提出的“若大旱之望云霓”,“途有饿莩”,以及“凶年饥岁……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更感到我们无法责骂秦始皇,虽然我们无从赞同他焚书钳制思想,而他的坑儒(所坑的也未必都是儒),其行动残虐,更不是令人所能同意。无从“褒贬”之余,我们只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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