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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
   4年之后,武帝临危,才立一个8岁孩子刘弗陵为太子,是为昭帝,而皇帝也将太子的亲母弋夫人赐死,其原因是“往古国家所以乱由主少母壮也”。而霍光等即被托“行周公之事”。

    为什么一个如此精明强干万机独断的君主,到处置立嗣继统的时候,如此愚暗而没有主张?甚至父子以兵戈相见,贻祸军民?这断不是刘彻和刘据两从间单独的问题,而与武帝所一手布置的西汉帝国有关。

    武帝刘彻承文景之后,继续中央集权。公元前127年饬诸侯推恩分子弟邑,令各条上。122年又由削藩引起淮南王和江都王反叛,削平之后,“列侯豪杰死数万”。公元前112年又因诸侯供奉皇室的酬金成色不合及不如额,夺爵者106人。自高祖以来封侯者至此罢免殆尽。而武帝用桑弘羊,东郭咸阳,孔仅理财,不能被我们轻率地视作“商人参政”。他们并没有利用商业组织及商人资本去增进政府的功能,也没有利用政府威权去扶助商业之发展,以便扩大兹后的财源。而鹿币算缗平准均输等无一不是临时筹款的办法,用作军需的消耗。这样一来,皇帝高高在上统制约五千万到六千万的人民,当中没有一个有效的中层机构或根据地方沿革,或倚赖经济利害,作上下间的枢纽。即太守刺史也无非皇帝的代表,各地选举孝廉,也仍只能承奉中枢的意旨,因此皇帝的作为,更只能扩充及保障自身的权威。这种情形,表现着中国传统君主专制的一个最大弱点。

    钱穆曾说:“中央恭俭无为之治,不能再掩塞社会各方之活气。”汉武的办法,那是利用一种运动,代替组织之不足。如果各地参差不齐,又无法扶植他们作不均衡的发展,则全面动员,经常活动,也可以算作一种出路。有人就说他“鹰击为治”。他自己也曾对卫青说:“一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等如今人所谓“将问题外界化”。

    只是汉武平定南越,进兵朝鲜,加兵于西南夷,用张骞通西域,凡是本于历史地理上中国传统威力能及之处,都已到达,或已超过。而他八次攻匈奴,也已用尽人武部兵力。游牧民族与汉民族作战,有中国不能企及之处,在于他们平时战时,都是骑兵,无须动员。他们进攻或剽窃,经常获得战果。中国之征匈奴,有如御史成进所云,“从之如搏影”。公元前119年刘彻之攻匈奴,可算是汉军一大胜利,但是如时人所说,“千里负担馈馕,率十余钟致一石”。以致出塞官私马14万匹,辎重不计,入塞不满3万。到武帝末年,“兵革数动,民多买复,及五大夫,千夫,征发之士益鲜”。也就是很多百姓早已出钱免役,到征兵时连下级军官军士级以下的人员都不容易凑数了。

    武帝的力量全靠这对内中央集权对外经常征伐支持。他治下之道不拾遗,乃是在严格捕盗法令下,一次株连几百人以至近千人的威势下逼成,如此已半个世纪。一到他的运动发生困难,他的组织上的弱点也容易给人看穿。在这时候发生继承问题,不仅他自己感到为难,他的臣下左右,也都在私下窃议自身祸福。迷信与误会,以及刘彻刘据个性之不同,再加以官僚间动辄人事僵化的趋向,只更助成其家庭悲剧。

    然则中国政治上的初期早熟,不待经济与法制的组织力量之展开,已如前述。汉武帝登极之三年,即公元前138年,“河水溢于平原,大饥,人相食”的事实,已出现于官方记录。也就是表现着自然的力量无可推避,因治水与救荒,中国即须组织大帝国对付,武帝本纪内也常有忧水患忧灾荒的叙述。而北方绵亘两千多里的国防线与“15英寸雨量线”吻合。线之西北,经年雨量不及15英寸,无法经营农业,只是游牧民族出入之处,这威胁也强迫中国统一对付。刘彻用卫青霍去病“度幕”(贯穿沙漠地带),不失为军事史上的壮举,只是他想消灭匈奴的希望,却无法实现。兹后15英寸雨量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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