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下层的控制，黄河决堤，流民无法周济，也有其他水旱疫疾之灾。当日的观念，总以为种田的太少，作其他事的太多，总是“舍本逐末”。朝廷能提出的办法，又无非吏治，即提拨好人，惩罚坏人。据Michael Loewe的研究，西汉皇帝从公元前178年到公元前2年因天文及各种阴阳五行的奇异现象发诏书57次。迄至公元前72年，亦即是迄至霍光主政中期，这种诏书下得少，即下时也多指奇异现象为好兆。以后则下此类诏书44次，又动辄称灾异非国家之福。我们若翻阅《汉书》里面的帝纪，内中摘录的文件可称“罪己诏”的，宣帝有8次，元帝有13次，成帝又有12次，这样接二连三承认中枢领导无力，希望以精诚感动军民，即是在传统中国，也不常见。公元前19年成帝诏称“黎民娄困于饥寒”，以及“帝王之道日以陵夷”，不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所以王莽纵矫诈，他所处的背景，则是当日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西汉的朝廷就产生不了一个强有力的领袖。从他的立场看来，除了篡位之处，也没有办法打开出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