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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与东汉
书》循吏传之所叙。从这些方面看来,中国的初期统一,以淳朴雷同的法制加于广大的地区,不是完全没有好处。同时在这种原始的重农政策之下,东汉与西汉,也确实有承前接后的联系。若非如此,则其人口与版图,就甚难如此互相凑合。

    但是这问题仍可倒转来看:要是两汉确是一脉相传,何以两个时期的历史学会有这样大的差异?今日我们展读西汉的历史,不期而然的会感觉到内中有很多令人兴奋,令人竦惧,令人嗟叹,令人惊讶的地方。这种特点,很难在东汉史里看到。即使现今《剑桥中国史》的主编人Denis tct也曾经对我说找不出一部读来令人觉得满意的后汉史。这原因又在什么地方?

    从现代的眼光看来,西汉帝国仍在草创时代,即是文景之治,武帝之用董仲舒的思想管制,霍光的专权,宣帝的称杂霸,都离不开一种试验性质,所以能勾动读者的好奇心。东汉的君主,就没有这种创作的机会。其中主要的原因则是帝国的粗胚胎稳定之后,立法不能展开。君权既要保持各地方的对称与均衡,就无从分割,也不能根据实况合理化。这情形曾引起仲长统说,三公都是虚设,到头仍是寡头政治。同时官僚机构的组织,由上至下,只用刑法做主宰,没有民法的支持。法律既不能相次展开,民间经济发达到某种程度,政府在技能上无力处理社会所产生之各种繁复问题。朝中的权力斗争,却仍以道德名义作张本,其中女后,外戚,宦官,朋党搅作一堆,公事与私事混淆。今日之读史者,除了觉得资料重复,纠缠罗索之外,也很难分析其后面问题的真面目,更难判断谁是谁非。

    严格讲来,东汉或后汉只有起首的三个君主能有所作为;此即光武帝刘秀之“中兴”,明帝刘庄的用严刑峻法巩固其帝国,并用各种建筑及仪礼使君权神秘化和美术化,与章帝刘坦之重申儒家宗旨,以加强施政时道德力量的支持。

    而其实也只有“中兴”是创举。承认“中兴”,则西汉与东汉是为一元。

    这样看来,东汉的历史没有写得好,也不足为怪。一个国家的法制逾400年没有实质的改进,其行政不能表现活跃与生机,只好说是时势所必然。纪西汉的《汉书》提供刑法志,食货志和沟洫志等材料,纪东汉的《后汉书》则全部付诸阙如,而代以很多列女,蛇孽,法冠,赤绶的叙述。这和作史者的眼光手法不无关系(《后汉书》也和《汉书》一样,并非出于一人手笔),而当中仍有一个关键,则是从长期的历史眼光看来,后汉因袭前代过甚,只能继续充实一个原始型以小自耕农作基干的大帝国,不能替中国找开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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