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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分裂时的悲剧
师附近的地产亦然。这些条例无全部奉行的迹象,只是在这草创期间诸事不定的季节,朝廷一有变故,就使很多人感到不安。不仅财产与名望受影响,而当日习惯,政争失败,则被判以极恶的罪名,有身家性命的危险,凡此都是构成贾后之祸及八王之祸的原因。

    公元291年的冲突,贾后胜利。杨骏以造反被讨,死于马厩,太后被废。但是不旋踵间,后又与汝南王冲突,乃指使楚王司马玮杀之,这才除去八王之一。再之楚王又以矫诏罪被诛,太后也被弑。又近十年,公元300年,贾后杀太子,赵王伦起兵反,诛后,并且废司马衷而称帝。至此则有淮南王允讨赵王伦不克身死。继之又引起齐王同,成都王颖和河间王遇的联合军事行动。他们的复辟成功,赵王被赐死。302年齐王同又有擅权模样,由河间王遇指使长沙王义杀之。以后战事由洛阳波及长安,成都王颖自缢死,河间王遇为南阳王模所杀,长沙王义为东海王越所杀,东海王越则为讨喝人石勒时战死。自贾后参政起,至惠帝306年中毒身故,前后16年,战事波及今日之山东,河北,河南,陕西,各王动员时,有称二十万者,有称七万者。每次战役死者以万计,其详细经过,无法综合梗概叙述。而五胡十六国开始于此时。304年匈奴之刘渊初从成都王司马颖起兵,不久就自称汉王。一时从他的,“二旬之间,余已五万”。至311年他的族子刘曜陷洛阳“害诸王公及百官已下三万余人”。

    这些史迹已经不能以短时间片面的解释,也不能以历史舞台人物的贤愚不肖去概括全部经过。有如五胡十六国的“蛮酋”,如刘渊,“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万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刘曜则“善属文,工草隶”。又立太学及小学,“选朝贤宿儒明经实学以教之”。石勒令僚属“典胡人出内,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华族”。石季龙“颇慕经学,遣国子博士诣洛阳写石经”。慕容光对“贫者全无资产,不能自存,各赐牧牛一头”。苻坚“起明堂”,“亲耕藉田,妻苟氏亲蚕于近郊。”又“发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隶三万人,开泾水上源,凿山起堤,通渠引渎,以溉冈卤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赖其利”。并且他们讨论国计民生时都以经史诗书作注脚,就算全部由文臣缀饰而成,也不能算是“乱华”,反而表现他们想利用传统办法,收拾残局,可惜后来也都统统失败。

    我们从长时期大眼光看来,秦汉的大帝国(从大历史的观点看来也可称为“第一帝国”)在公元220年后已无可改组修正,只能重起炉灶的再造。问题不仅在朝廷的高层机构,而在民间的低层机构。过去以小自耕农作基础而组成的农村经济,适合于官僚机构的统治,因为彼此都是简单而雷同,不致偏畸繁复。一到人文进步,郡县的官僚即无从措手,也不知道要尊重财产权,以保持社会秩序,或是以道德名义法外抑制豪强。地产归并之后最重要的问题尚不是所谓“剥削”,而是产生“流民”,一遇饥荒,更无法赈济。所以曹操平河北,也“重豪强兼并之法”,重申“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只是这时中原鼎沸,已无法恢复原状,魏蜀吴三国之首创者曹操,刘备,孙坚,都以在扬州淮泗下邳一带募兵起家,也就是在中原的边际,还没有被灾荒损害至大的地方吸收过剩人口,投入战斗,这样更使民政部不可收拾。《晋书》食货志里所说“袁绍军人皆资椹枣,袁术战士取给嬴蒲”,也就是说驱饥民作战,他们只能采树上桑实捉田里蜃蛤之类果腹。即使有眼光的军事领袖,其补救的办法,也不过是“屯田”,也就是“出战入耕”,谈不上规复民间经济,使吏治和税收都上轨道。三国纷争的期间,很多军事首领的家属也随军进出,可见得全国流动性之大。刘备之至当阳,“今虽拥大众,被甲者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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