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淝水之战
晋书》说苻坚有“骑二十七万”,只因一水所隔,不能冲锋陷阵。而晋军虽获空前大胜,也不能扩大战果,仍是偏安江左。可是这长期的分裂,还有它更重要的原因存在。

    自从东汉覆亡,中国人口因天灾与战争的影响,长期由北向南而由西向东的迁移。即魏晋间的战事,也带着武装移民的情调,有如280年之平吴,西晋发动了20万人的兵力,至建邺收版籍,则只有男女263万,其南征兵力已占当地人口很大的一个比例。如是华北与华中的空隙,势必由“15英寸同雨量线”以外的少数民族填补,其背景则是他们所受亢旱的打击,又必较华北为甚。虽然资料不全,历史上已有甚多的例证:公元333年石虎自长安徙秦雍民氐羌十余万户于关东,使居枋头(今河南浚县附近),又以羌师率其众数万徙居清河之滠头(河北枣县)。石季龙则徙辽西,北平,渔阳万户于兖豫雍洛。淝水之战前夕,长安附近的人口又以鲜卑羌羯为多。有如上述,则南朝的北伐,与这种半由自然力量发动的移民方向冲突,不易彻底执行。淝水战前,东晋之桓温,曾克服洛阳,又于369年入长安,终在枋头挫败。

    就因为这种人口移动的压力,南方的水田,才能普遍的开发。《晋书》食货志所称“河滨海岸,三丘八薮,耒耨之所不至者,人皆受焉”,就表现出了这种开拓处女地的一般趋向。只是“火耕水耨”,先用烧荒的方式,次用水灌溉,并且以大量的人力用以除芟,才能逐渐将粗疏耕作方式进而为精密耕作。

    北方的种族复杂,也不容易使政局稳定。“五胡乱华”时的少数民族领袖,率多汉化,并且很多带有汉人血统。因为汉朝除武帝时代之外,“和亲政策”总在若断若续的进行,匈奴刘渊之姓刘,不无根据。汉末袁绍即以家人子为己女妻乌丸豪酋。魏晋以降,越种通婚的更为普遍。安北将军都督幽州诸军事王浚以一女妻鲜卑段务勿尘,一女妻素怒延。后将军韩据女为段匹弹“儿妾”。刘琨为晋朝的司空,他与段匹弹的关系虽没有言明,但是弹“与琨结婚,约为兄弟”。晋惠帝除贾后外,又立羊后,她也是名门女,后来刘曜陷洛阳,也立她为后,“有殊宠,颇与政事。”她生有曜子三人,长子熙为刘曜的继承人。羯人石季龙“大发百姓子二十以下十三以上万余,以三等之第以分配之”。这种趋势不断的继续。到后来北魏拓跋氏的皇室实为汉人,而隋文帝唐高祖等人物也有混血背景。只是上层的通婚不算,下层一般人民也需要在这大熔炉里混合,并且游牧民族,也要放弃他们的生活习惯成为安土重迁的农民,这“同化”的程度,才算贯彻,因之过渡期间必费时许久。

    东汉之覆亡,“兼并”占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当日征兵纳税,以“户”为对象。“口”以户为转移。兼并一行,失田的农民若不成为流民,即为富家大室之“奴”之“客”,甚至整个大家庭成为“部曲”,地方官员对其豪宗大户无法应付。魏晋南北朝之世族也由来于此。我们翻开《晋书》卷30至卷86,其中列有542人之传记,除其中段匹弹为鲜卑酋长不计外,晋朝重要人物,几乎一网打尽,其传记中叙及祖先曾为显官我们可以断定其为世族者159人,其子弟又在朝中显著的215人,司马皇家的宗室105人,而不属于以上,我们概称之为出身贫寒的只62人,可见得大家巨室的力量雄厚,其社会状况必与中国传统的理想——由皇帝直接向大批小自耕农征兵抽税,不受豪强干预情形大有出入。

    当日商业财富尚未展开,商人资产,也无保障。例如西晋以显官而成巨富的石崇,则因其为荆州刺史,“劫远使客商,致富不赀”,有家奴八百人。农业上的财富,则无非出于地产及劳动力,兼并一行,即枯竭政府的财源与兵员。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则是在淝水之战立功的谢玄,三传而至孙子谢灵运,为诗赋名家。《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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