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孙氏，即高宗之母。她的祖先即是北魏献文帝拓跋弘之兄。他家人历经西魏北周公大人的身分，才改姓为长孙。高宗未立之前，李世民之另一位太子李承乾，也是长孙皇后所生。他就喜欢作突厥语，用突厥服服饰，行突厥风俗。武则天自己的母亲杨氏，也与隋杨为一家。隋炀帝尚有一个女儿为李世民之妃。而隋炀帝即出自独孤氏，也是鲜卑大姓。当时朝中人物类此极多。高宗之舅长孙无忌已如上述。这种新型贵族不仅与下面以文官组织编制大量小自耕农的体制格格不入，而且牵涉少数民族因素，更有分化的力量，长孙无忌未倒之前即有人说他是“王莽司马懿之流也”，其原因已非只一端。

    又魏晋南北朝以来汉人之世族，“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在各地区造成一种超过政治威权的社会力量，至唐初仍未收声敛迹。太宗令人作《世族志》就希望以他所授官爵压倒“其子孙才行衰薄，官爵陵替，而犹昂然以门第自负”的世族。但是他自己手下的大官如魏征、房玄龄和徐茂功仍与这些世族联姻，因之他们“旧望不减”。因之高宗又于659年降诏不许11个世族子弟自为婚姻。

    这些条件，概括武则天登场前后的背景，所以她执政50年，也包括为高宗之后的一段，实在是和亟需调整与重新配备的第二帝国相始终。

    如此看来，我们更要体味到Denis tct在《剑桥中国史》里所说，太宗李世民的经营实系人身政治，而非体制型的政治。李治与武则天，自称“天皇天后”，才将一个暂时体制，改变而为永久体制。高宗在立武后前已颁布《五经正义》，又于公元651年颁布新订的律令格式（根据太宗遗诏，以永徽代贞观律），他和武后又以洛阳为东都，已经有与民更始的姿态。以后更次曲阜，幸孔子庙，诏各州县修建孔子庙，又同时继续南北朝以来的趋势，大规模而有系统的提倡佛教，崇奉老子，造成“三教归一”的体制，在当日算是创造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只是时日久远，我们现在已不容易想象其深切的影响（此点与近代中国受西洋文化影响相似，所注入的新见解，也使一般人士扩大其视界）。

    唐朝政治与以前不同之处，则为地方政府亦由中央督导组织，除黔中岭南闽中之外，州县官亦由吏部补授。钱穆提及东汉士人，则说他们道德观念窄狭，讲到唐朝则说“政权之无限止的解放”。虽然一是思想，一是官制，而两者之间不能没有共通的关系，否则就不会在前后之间产生这样一个大的差别。佛教已为少数民族所崇奉，而且既能以智度禅定迎合知识分子，也能以净土往生引导俗众，就容易在“官倍于古，士少于官”的条件下，发生上下混同的功效。道教的虚寂自然，也有大而化之的用意。这许多思想信仰上的因素，都为政府宣扬而普及化才能在雕版印书、教育比较普遍、水上交通展开、士绅阶层活跃的时代内，作为新社会的一种精神上的支持。我们无从“证明”如果没有唐高宗李治与武后的一番安排，唐朝不能继续遣派下级官僚到广泛的地区去上任。只是反过来说，要是这些官僚又都像东汉名士一样，个个以窄狭的道德观念当作社会秩序的根本，并且以私人的意气当作法律执行，则整个组织也就会老早垮台了。

    高宗之清除“谋反”株连到自己亲属，又继以武后大批残杀帝裔及大臣，即不论公平与否，也不论与他们当时行事的动机是否相关，因而产生的一段结果则是给朝廷贵族阶级一个大打击。有如Richard Guisso所述涉及的有好几百家，官僚中则一般都是京官五品以上，并且子孙又不许参加考试，则在武后主持国政的50年，中国的上层社会必有一个剧烈的变化。

    设铜轨告密，不是我们今日所能称羡的事。只是当日一般官僚，确也是需要整肃。譬如高宗时，刘仁轨言，州县每发百姓为兵，富者行钱则免，贫者则征至老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