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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学家
    1279年元军与南宋的残余舰队海战于广东新会南之崖山。最后元军合围,宋左丞相陆秀夫负着他所立的帝丙——一个7岁的孩子——赴海死,宋亡。这不仅是一个令很多孤臣孽子痛哭流涕的日子,这划时代的1279年也给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伤心的一页。一般讲来,中国都市物质文化在宋朝时达到突飞猛进的最高潮,兹后就再没有表现这种杰出的姿态。在科技方面讲,中国的拱桥、建筑之用托架、造船之用舱壁以造成不透水的船舱、航海之用指南针、踏水轮之船舰、火药、三弓床弩、占仪、水钟和深度钻地的技术,而极可能的炼钢炉及水力纺织机都已出现于宋代(后二者之图片,见于1313年之《农书》,去宋亡只34年)。抚今追昔,我觉得胡适所译拜仑之《哀希腊歌》两句,很相近的表达了我们对赵宋王朝的一种类似的情绪。此即是:

    我徘徊以忧伤兮,哀旧烈之无余!

    为什么这一般好形势,不能继续?我们不能将责任完全推到少数民族身上去。辽、金、元战时对中国的破坏,程度不深。战争一停止,也们也致力建设。如果说他们没有打开局面,则在他们后面明清两朝也不能保持唐宋以来的高度进展。

    这样一个庞大的问题,本身已抽象,当然各有诸子百家的解释。譬如英国的汉学家Mark Elvin就认为传统中国农业生产,在技术上原有很多可以增进的地方,但是到了某种程度之后,劳动力投入多,而增进的成果不成比例的上升,到后来劳力增加,收获只供食用,同时中国的经济过于庞大,也不容易作质量上的改进。这样的解释,不能说他不对,可是很难令人相信这已经全部解答了这一个庞大的问题。

    我的解释也只能跟随着本书纵谈大历史的立场,提出和前后文衔接的两大因素。一则中国的财政无法商业化,因之传统社会,不能进入以商业法制管理的阶段。另一则是思想上的内向,以理学或称道学为南针,先造成一种收敛性的社会风气,这两者互为因果,也都在北宋末年开始显示登场。

    关于财政不容商业化,已在“王安石变法”一章论及。其最重要的关键,还是官僚政治,无从个别的而且确切的保障私人财产权益。其背景则是以大量小自耕农作当兵纳税的体制不能废除,中层缺乏有效的联系。既无财力遍设法庭,也不容各地依地方习惯自创系统,同是小民也不能聘用律师。如是司法与行政不分,县级官僚万能,他们所能掌握的也是简陋的刑法。政府管制之所不及,则靠宗法社会的家族首长支撑。不仅宋朝如此,明朝16世纪的好官海瑞尚在他的文集里明写出:“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这样一个法官,尚未开堂审案,就已将他自己的偏见明白写出,也只能在中国出现。其结果则是真理与威权,全是由上至下。负担最重的人们,也是最无力负担的人们。而且这种体制,也靠均一雷同的环境作主,一有变态则毛病与问题更不可爬梳。前面我们已经检讨过宋朝的折税与和籴产生“以钱较绢,钱倍于绢;以钱较麦,麦倍于钱”的情形。传统中国又从未开设商业特别的法庭,商业资本不可能在这种环境里继续集累。因其缺乏组织与结构的纵深,商业也只能大体保持原始的农村内的企业形态。

    于是相对于现代西方社会的长处有如经济多元化,中国则以普遍的种米麦备饥荒为着眼。长期如此,其生活程度不能增高,也无普遍的制造高级商品之可能。工资既无法增高,也无发明节省劳力的机械之必要。这种种原因,限制高度的分工。最后担任科技之设计者一般为匠役,而不是有学识的专家。

    我这一段仍在谈宋史,更要着重理学之兴起。可是刚一扯上这题目,中外学者都认为这属于哲理分析的课程,很少人注重它是一种历史产物。

    宋元理学,原称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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