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力，一度能够行正义，以后可以变得不能行正义，怎么会是不可能的呢？依我看来，每一件光荣和善良的事情都是靠操练而维持的，自制也并不例外；因为和人的灵魂一起栽植在身体里的欲念，经常在刺激它，要它放弃自制，以便尽早地在身体里满足欲念的要求。

    当克里提阿斯和阿尔克比阿底斯同苏格拉底交游的时候，借助于苏格拉底的榜样，他们是能够控制住自己的不道德的倾向的；但当他们离开了苏格拉底，克里提阿斯逃到赛塔利阿，在那里和一些不行正义而一味欺诈的人结交；阿尔克比阿底斯也由于他的美貌，受到许多妇女的追求，甚至是一些门第高贵的妇女们的追求，又因他在城邦和同盟国中有势力，还受到许多善于谄媚的人的勾引和败坏，再加上人民都尊敬他，使他很容易在众人中取得优越的地位，正如体育运动中那些摔跤的人，由于感到自己比别人相当强就疏忽了锻炼一样，同样，他也忽略了自制。他们既然这样幸运，又有高贵的出身可引以自豪，财富使他们洋洋得意，权力使他们不可一世，许多不好的朋友败坏了他们的德行，这一切都使他们在道德上破产，加以长时期不和苏格拉底在一起，他们变得倔强任性又有什么可怪呢？如果他们做了错事，难道指控者就应该责怪苏格拉底吗？当他们年轻，非常轻率而不受约束的时候，苏格拉底使他们变得谨慎起来，这对指控者来说，难道苏格拉底就丝毫也不值得称道吗？然而人们对于别样事情并不是这样判断的；有哪一个奏笛者，或竖琴教师，或其他老师，教出了有本领的学生以后，这些学生又转而跟其他老师学习，以致在技巧方面变得不那么熟练，会因为这种退化而受到责备呢？有哪一个父亲，会因为他的儿子在和一个人交往而变成有德之人以后，又因跟另一个人交往而变成不道德的人，反而责怪这两个人中的第一个人呢？难道他不是因为儿子和第二个交往变坏了，反而更加称道第一个人吗？即使做父母的本身，如果他们自己品行端正，他们的儿子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做了什么坏事，他们也不会因此而受责备。以同样的态度来判断苏格拉底才是正确的；如果他自己做了什么不道德的事，把他认为坏人就是正当的；但如果他一贯遵行道德，他又怎么能因别人的罪行而合理地负咎呢？

    或者虽然他自己没有做坏事，但当他看到别人做坏事的时候他称道了他们，谴责他也就是正当的了。但当苏格拉底知道了克里提阿斯迷恋尤苏戴莫斯，像那些为了淫荡目的而摧残别人人身的人一样，为了贪图享受而追求和他在一起的时候，苏格拉底劝戒他不可这样存心，他向他所钟爱的人哀哀乞怜（他还指望受到这个人的崇敬），像一个乞丐那样恳切哀求他的恩允，尤其是这样的恩允并不是为一个正当的目的，这种行径是粗鄙的，是和一个有光荣和正义感的人不相称的。但由于克里提阿斯不理睬这样的忠告，也不肯转离他追求的目标，据说苏格拉底曾经当着尤苏戴莫斯和许多别的人的面说了这样的话：在他看来，克里提阿斯的心情就和一只猪的心情一样，他想和尤苏戴莫斯磨擦就像一只猪对着石头磨擦一样，因此，克里提阿斯对苏格拉底非常怀恨，当他成了三十僭主之一，和哈利克里斯一道被指定为立法者的时候，他回想起这桩不愉快的事情，就在他的律法里加入了“不许任何人讲授讲演术”一条，想对苏格拉底加以侮辱，但他并不知道怎样可以特别加害于苏格拉底，只是把群众指责一般哲学家的话归在苏格拉底的身上，借以在人民面前毁谤他；至少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因为我并没有亲自听到苏格拉底说过这样的话，也不记得听过别人说听他说过这样的话。但事实证明了确实是这个情况：因为当三十僭主杀害了城中的许多人（他们都不是下等人），并怂恿许多人干坏事的时候，苏格拉底曾说过大致这样的话：他所感到惊异的是，当一个负责牧养牲畜的人，他所牧养的牲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