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公学之演说(1920年3月20日)
,俄之多数派亦主张此制,而中国则固有之。现代经济皆以农业为经济基础,则中国学资本主义而未成,岂非大幸?将来大可取新近研究所得之制度而采用之。鄙人觉中国之可爱,正在此。
总之,吾人当将固有国民性发挥光大之,即当以消极变为积极是已。如政治本为民本主义,惜其止在反对方面,不在组织方面;社会制度本为互助主义,亦惜止限于家庭方面,若变为积极,斯佳矣。鄙人自作此游,对于中国,甚为乐观,兴会亦浓,且觉由消极变积极之动机,现已发端。诸君当知,中国前途绝对无悲观,中国固有之基础,亦最合世界新潮,但求各人自高尚其人格,励进前往,可也。以人格论,在现代,以李宁为最,其刻苦之精神,其忠于主义之精神,最足以感化人,完全以人格感化全俄,故其主义能见实行。惟俄国国民性为极端,与中国人之中庸性格不同。吾以为中国人亦非设法调和不可,即于思想当为澈底解放,而行为则当踏实,必自立在稳当之地位。学生诸君当人人有自任心,极力从培植能力方面着想,总须将自己发展到圆满方可。对于中国不必悲观,对于自己则设法养成高尚人格,则前途诚未可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