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故，赐金二千两，皆当谢恩，君独谓“西后及满洲党相忌已甚，阿兄若屡见皇上，徒增其疑而速其变，不如勿往。”故先生自六月以后，上书极少，又不觐见，但上折谢恩，惟于所进呈之书，言改革之条理而已，皆从君之意也，其料事之明如此。南海先生既决意不出都，俟九月阅兵之役，谋有所救护，而君与谭君任此事最力。初，余既奉命督办译书，以君久在大同译书局，谙练此事，欲托君出上海总其成。行有日矣，而八月初二日忽奉明诏，命南海先生出京；初三日又奉密诏敦促。一日不可留。先生恋阙甚耿耿，君乃曰：“阿兄即行，弟与复生、卓如及诸君力谋之。”盖是时虽知事急，然以为其发难终在九月，故欲竭蹶死力，有所布置也，以故先生行而君独留，遂及于难，其临大节之不苟又如此。君明于大道，达于生死，常语余云：“吾生三十年，见兄弟戚友之年，与我相若者，今死去不计其数矣。吾每将己身与彼辈相较，常作已死观；今之犹在人间，作死而复生观，故应做之事，即放胆做去，无所挂碍，无所恐怖也。”盖君之从容就义者，其根柢深厚矣。

    既被逮之日，与同居二人程式谷、钱维骥同在狱中，言笑自若，高歌声出金石。程、钱等固不知密诏及救护之事，然闻令出西后，乃曰：“我等必死矣。”君厉声曰： “死亦何伤！汝年已二十余矣，我年已三十余矣，不犹愈于生数月而死，数岁而死者乎？且一刀而死，不犹愈于抱病岁月而死者乎？特恐我等未必死耳，死则中国之强在此矣，死又何伤哉？”程曰：“君所言甚是，第外国变法，皆前者死，后者继，今我国新党甚寡弱，恐我辈一死后，无继者也。”君曰：“八股已废，人才将辈出矣，何患无继哉？”神气雍容，临节终不少变，鸣呼烈矣！

    南海先生之学，以仁为宗旨，君则以义为宗旨，故其治事也，专明权限，能断割，不妄求人，不妄接人，严于辞受取与，有高掌远蹠摧陷廓清之概。于同时士大夫皆以豪俊俯视之。当十六岁时，因恶帖括，故不悦学，父兄责之，即自抗颜为童子师。疑其游戏必不成，姑试之，而从之学者有八九人，端坐课弟子，庄肃俨然，手创学规，严整有度，虽极顽横之童子，戢戢奉法惟谨。自是知其为治事才，一切家事营辨督租皆委焉。其治事如商君法，如孙武令，严密缜栗，令出必行，奴仆无不畏之，故事无不举。少年曾与先生同居一楼，楼前有芭蕉一株，经秋后败叶狼藉。先生故有茂对万物之心，窗草不除之意，甚爱护之。忽一日，失蕉所在，则君所锄弃也。先生责其不仁，君曰：“留此何用，徒乱人意。”又一日，先生命君检其阁上旧书整理之，以累世为儒，阁上藏前代帖括甚多，君举而付之一炬。先生诘之，君则曰：“是区区者尚不割舍耶？留此物，此楼何时得清净。”此皆君十二三岁时轶事也。虽细端亦可以见其刚断之气矣。君事母最孝，非在侧则母不欢，母有所烦恼，得君数言，辄怡笑以解。盖其在母侧，纯为孺子之容，与接朋辈任事时，若两人云。最深于自知，勇于改过。其事为己所不能任者，必自白之，不轻许可，及其既任，则以心力殉之；有过失，必自知之、自言之而痛改之，盖光明磊落，肝胆照人焉。

    君尝慨中国医学之不讲，草管人命，学医于美人嘉约翰，三年，遂通泰西医术。欲以移中国，在沪创医学堂，草具章程，虽以事未成，而后必行之。盖君之勇断，足以廓清国家之积弊，其明察精细，足以经营国家治平之条理，而未能一得藉手，遂殉国以没。其所办之事，则在澳门创立《知新报》，发明民政公理；在上海设译书局，译日本书，以开民智；在西樵乡设一学校，以泰西政学教授乡之子弟；先生恶妇女缠足，壬午年创不缠足会而未成，君卒成之，粤风大移，粤会成，则与超推之于沪，集士夫开不缠足大会，君实为总持；又与同志创女学堂，以救妇女之患，行太平之义。于君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