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的道德价值，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这样一来，孔子就不只是单纯地传述了，因为他在“述”里“作”出了一些新的东西。

    这种以述为作的精神，被后世儒家的人传之永久，经书代代相传时，他们就写出了无数的注疏。后来的《十三经注疏》，就是用这种精神对经书原文进行注释而形成的。

    正是这样，才使孔子不同于当时寻常的儒，而使他成为新学派的创建人。正因为这个学派的人都是学者同时又是六经的专家，所以这个学派被称为“儒家”。

    孔子除了对经典作出新的解释以外，还有他自己的对于个人与社会，天与人的理论。

    关于社会，他认为，为了有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最重要的事情是实行他所说的正名。就是说，“实”应当与“名”为它规定的含义相符合。有个学生问他，若要您治理国家。先做什么呢？孔子说；“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又有个国君问治理国家的原则，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换句话说，每个名都有一定的含义，这种含义就是此名所指的一类事物的本质。因此，这些事物都应当与这种理想的本质相符。君的本质是理想的君必备的，即所谓“君道”。君，若按君道而行，他才于实，于名，都是真正的君。这就是名实相符。不然的话，他就不是君，即使他可以要人们称他为君。在社会关系中，每个名都含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君、臣、父、子都是这样的社会关系的名，负有这些名的人都必须相应地履行他们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孔子正名学说的含义。

    关于人的德性，孔子强调仁和义，特点是仁。义是事之“宜”，即“应该”。它是绝对的命令。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应该做的事、必须为做而做，因为做这些事在道德上是对的。如果做这些事只出于非道德的考虑，即使做了应该做的事，这种行为也不是义的行为。用一个常常受孔子和后来儒家的人蔑视的词来说，那就是为“利”。在儒家思想中，义与利是直接对立的。孔子本人就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在这里已经有了后来儒家的人所说的“义利之辨”，他们认为义利之辨在道德学说中是极其重要的。

    义的观念是形式的观念，仁的观念就具体多了。人在社会中的义务，其形式的本质就是它们的“应该”，因为这些义务都是他应该做的事。但是这些义务的具体的本质则是“爱人”，就是“仁”。父行父道爱其子，子行子道爱其父。有个学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爱人”(《论话·颜渊》)。真正爱人的人，是能够履行社会义务的人。所以在中可以看出，有时候孔子用“仁”字不光是指某一种特殊德性，而且是指一切德性的总和。所以“仁人”一词与全德之人同义。在这种情况下。“仁”可以译为pe rfectvirtue(全德)。

    记载：“仲弓问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 孔子又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己。” (《论语·雍也》)

    由此看来，如何实行仁，在于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换句话说，“己之所欲。亦施于人”，这是推己及人的肯定方面、孔子称之为“忠”，即 “尽己为人”。推己及人的否定方面，孔子称之为您，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的这两个方面合在一起，就叫做忠恕之道，就是“仁之方”(实行仁的方法)。

    后来的儒家，有些人把忠恕之道叫做“系（此字无：ocr）矩之道”。就是说，这种道是以本人自身为尺度，来调节本人的行为。公元前三、二世纪儒家有一部论文集名叫《礼记》，其中有一篇《大学》，说；“所恶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