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论语·为政》)

    孔子在这里所说的“学”，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学。中孔子说：“志于道。” (《述而》)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孔子的志于学，就是志于这个道。我们现在所说的学，是指增加知识；但是“道”却是我们用来提高精神境界的真理。

    孔子还说：“立于礼。”(《论语·泰伯》)又说：“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 ·尧曰》)所以孔子说他三十而立，是指他这时候懂得了礼，言行都很得当。

    他说四十而不惑，是说他这时候已经成为知者。因为如前面所引的，“知者不惑”。

    孔子一生，到此为止，也许仅只是认识到道德价值。但是到了五十、六十。他就认识到天命了，并且能够顺乎天命。换句话说，他到这时候也认识到超道德价值。在这方面孔子很像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觉得，他是受神的命令的指派，来唤醒希腊人。孔子同样觉得，他接受了神的使命。记载：“子畏于匡，曰：‘………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有个与孔子同时的人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所以孔子在做他所做的事的时候，深信他是在执行天的命令，受到天的支持；他所认识到的价值也就高于道德价值。

    不过，我们将会看出，孔子所体验到的超道德价值，和道家所体验到的并不完全一样。道家完全抛弃了有理智、有目的的天的观念，而代之以追求与浑沌的整体达到神秘的合一。因此，道家所认识、所体验的超道德价值，距离人伦日用更远了。

    上面说到，孔子到了七十就能从心所欲，而所做的一切自然而然地正确。他的行动用不着有意的指导。他的行动用不着有意的努力。这代表着圣人发展的最高阶段。

    西方对于孔子的了解，可能超过了对于其他任何中国人的了解。可是在中国内部、孔子虽然一直出名，他的历史地位在各个时代却有很不相同的评价。按历史顺序说，他本来是普通教师，不过是许多教师中的一个教师。但是他死后，逐渐被认为是至圣先师，高于其他一切教师。到公元前二世纪，他的地位更加提高。当时许多儒家的人认为，孔子曾经真地接受天命，继周而王。他虽然没有真正登极，但是就理想上说，他是君临全国的王。这显然是个矛盾、可是有什么根据呢？这些儒家的人说，根据可以在《春秋》的微言大义中找到。他们把《春秋》说成是孔子所著的表现其伦理、政治观点的一部最重要的政治著作，而不是孔子故乡鲁国的编年史。再到公元前一世纪、孔子的地位提高到比王还高。据当时的许多人说，孔子是人群之中活着的神，这位神知道在他以后有个汉朝(公元前206至公元220年)，所以他在《春秋》中树立一种政治理想，竟能完备得足够供汉朝人实施而有余。这种神化可以说是孔子光荣的顶点吧，在汉朝的中叶，儒家的确可以叫做宗教。

    但是这种神化时期并没有持续很久。公元一世纪初，就已经有比较带有理性主义特色的儒家的人开始占上风。从此以后，就不再认为孔于是神了，但是他作为“至圣先师” 的地位仍然极高。直到十九世纪末，孔子受天命为王的说法固然又短暂地复活，但是不久以后，随着民国的建立，他的声望逐渐下降到“至圣先师”以下。在现在，大多数中国人会认为，他本来是一位教师，确实是一位伟大的教师，但是远远不是唯一的教师。

    此外，孔子在生前就被认为是博学的人。例如，有一个与他同时的人说：“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论语·子罕》)从前面的引证，我们也可以看出，他自认为是继承古代文化并使之垂之永久的人，与他同时的一些人也这么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