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他所谓的 “天官”，例如耳目之官。另一个部分就是心。天官接受印象。心解释印象并予之以意义。荀子写道：“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征之而无说，则人莫不然谓之不知。”(同上)就是说，心将意义赋予印象。它将意义赋予印象，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可以凭耳朵知道声音。可以凭眼睛知道形状。五官虽能记录某物而不能辨别它，心试图辨别它若未能说出意义，在这个时候，人们还只好说是没有知识。

    关于名的起源和功用，荀子说：“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同前) 就是说，名的起因部分地是伦理的，部分地是逻辑的。

    至于名的逻辑功用，荀子说，名是给予事物的，“同则同之，异则异之。……知异实者之异名也。故使异实者莫不异名也，不可乱也，犹使同实者莫不同名也。”(同上)

    关于名的逻辑分类，荀子进一步写道：“万物虽众，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无共然后止。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也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止。”(同上)荀子这样地区分名为两种：共名，别名。共名是我们推理的综合过程的产物，别名是分析过程的产物。

    一切名都是人造的。名若是还在创立过程中，为什么这个实非要用这个名而不用别的名，这并无道理可讲。比方说，这种已经叫做“狗”的动物，如果当初不叫它“狗”，而叫它“猫”，也一样地行。但是，一定的名．一旦经过约定应用于一定的实，那就只能附属于这些实。正如荀子解释的：“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同上)

    荀子还写道：“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同上)所以创立新名，定其意义，是君主及其政府的职能。荀子说：“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故析辞擅作名以乱正名，使名疑惑，人多辨讼，则谓之大奸；其罪犹为符节、度量之罪也。”(同上)

    荀子认为，名家和后期墨家的论证大都是以逻辑的诡辩术为基础，所以是谬误的。他把它们分为三类谬误。

    第一类谬误，他叫做“惑于用名以乱名”(同上)。他把墨辩“杀盗非杀人也”归入此类。这是因为，照荀子的看法，是盗就蕴涵是人，因为在外延方面“人”的范畴包含 “盗”的范畴。所以，说到“盗”的时候，就意味着说他同时也是“人”。

    第二类谬误，他叫做“惑于用实以乱名”(同上)。他把“山渊平”归入此类，这句话是根据惠施的“山与泽平”改写的。实是具体的、个别的；而名是抽象的，一般的。谁若想以个别例外否认一般规律。结果就是用实以乱名。高山上的某一个渊，很可能真地与低地的某一个山一样高。但是不可以从这个例外的情况推论说，一切渊与一切山一样高。

    第三类谬误。他叫做“惑于用名以乱实”(同上)。他把墨辩的“牛马非马”归入此类，这跟公孙龙的“白马非马”正是同类的。如果考察“牛马”这个名。它确实与“马” 这个名不相等。可是在事实上。有些动物属于“牛马”一类，而作为实，的确是“马”。

    于是荀子断言，出现这一切谬误，是由于“今圣王没”(同上)。若有圣王，他就会用政治权威统一人心，引导人们走上生活的正的正道，那就没有争辩的可能和必要了。

    荀子在这里反映了他那个动乱的时代精神。那是一个人们渴望政治统一以结束动乱的对代。这样的统一、虽然事实上只是统一中国、可是在这些人看来、就等于是统一天下，

    荀子的学生，有两个最著名：李斯，韩非。这二人都在中国历史上有重大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