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估计这曾经真是一张合法的支票，只是历经风雨被弄得又脏又皱，连上面的数字都磨损得难以辨认。要用现钱换回这么一张破旧不堪又令人起疑的老古董，那真是一种彻底的乐观主义行为。

    悬而未决的谋杀(1)

    我与马里厄斯初次相遇，就几乎酿成血案。

    我远远地就看见了马里厄斯那高高的身影。他手插在上衣兜里，在去往村里的大路中央漫步。听到车声，他转过身，看到我正驱车驶来。

    在这段路上有过一两次令人心悸的经历后，我已经学会不再相信任何过客，包括行人、 自行车骑士、拖拉机司机以及狗和惊慌的鸡群。他们的举动实在太难预料了。

    我逐渐减慢了车速。他却突然扑到车前，张开双臂，仿佛要拥抱汽车，多亏我的脚一直踩在刹车上，才没让他的拥抱得逞。车在离他仅仅十几英寸的地方停下。

    他先冲我点头致意，然后绕到右侧打开车门，上了车。

    “你好，”他有着熟悉的南方口音，“你要去村子里吗？我的电动自行车正搁在那儿修理。”

    他原说好在咖啡店前面下车，可到了咖啡店，他却没有要下车的样子。我看他的神情，好像是在关注挡把旁盘子里的零钱，那是我准备停车时投入停车计时器的。

    “你不打算拿十法郎吗？打个电话用？”我指着盘子问。

    他仔细地在盘子里翻腾着，最后拿了一枚十法郎的硬币，冲我喜笑颜开，随后便消失在咖啡店里。但在经过咖啡店旁的那部投币电话时，他连装装样子瞥一眼都没有。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这幕喜剧不断重现。马里厄斯经常出现在我眼前，不是在街道上徘徊，就是在村子里闲逛，然后是伸手搭车。他的电动自行车一直在修理，他每次还都要打个电话。

    一段时间后，我们干脆免去了那些烦琐的表面形式。我专门在挡把旁的盘子里预备出两个十法郎的硬币，马里厄斯也一来就直接将钱揣入口袋。这种步骤我们俩都非常满意，它高效、文明，也避免了我们庸俗地去讨论金钱。

    不知不觉间，我们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已开始超越初级的金钱关系，而呈现出某种社交的特征。这情形最开始出现在两三个月以后。

    一天早上，我去邮局，看到马里厄斯正对着一张纸进行操作，他坚持要把纸递给柜台里的女营业员。女营业员却频频摇头，又把纸推了回来。同时她还不停地耸肩，最后以听得见的噘嘴声作为结束。说到噘嘴声，那是一种法国人常用来说“不”的方式，方法就是把气流从往下撇着的嘴唇里轻蔑地挤出来。再接下来双方陷入了沉默，交涉显然难以继续了。

    我的到来更让女营业员有了不再交涉的借口，她侧向马里厄斯，对我道了声早安。马里厄斯回头一见是我，脸上的怒气立刻烟消云散。他拍拍我的肩膀说：“我到外面等你。”

    在外面他对我说，女营业员拒绝兑现他的五百法郎支票，他要指控她缺乏想像力，性格乖戾，不思助人。他将支票举到眼前仔细看了看，又说，这真是一种有效的集资工具。

    他把支票递给我，风吹得支票瑟瑟乱抖。我估计这曾经真是一张合法的支票，只是历经风雨被弄得又脏又皱，连上面的数字都磨损得难以辨认。要用现钱换回这么一张破旧不堪又令人起疑的老古董，那真是一种彻底的乐观主义行为。我对马里厄斯这样说着，再说我身上也没有五百法郎。

    “非常遗憾，”他说，“既然这样，你请我喝杯酒总可以吧。”

    我发现，这种可爱的厚颜无耻我竟然很难拒绝，也许正因为我身上这种东西太过缺乏的缘故。两分钟后，我和马里厄斯已经在咖啡店深处就座。由于以前的会面都在车里，我的眼睛一直看着道路，所以这是